我们所需要的不平等讨论

发自剑桥—当世界上那些最富裕经济体的民众在谈论中产阶级的命运和财富时，全世界还有超过8亿人没通上电，超过20亿人缺乏干净卫生的烹饪设施，只得使用有毒替代品（例如动物粪便）作为主要厨房燃料。此外，欧洲和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大大高于中国和印度，他们（尤其是美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去抱怨中国为应对中美贸易战造成的经济放缓而增加重工业产品产量的行为呢？在许多亚洲人看来，西方那种只向内看的辩论常常听起来既闭目塞听又不得要领。

而即便欧洲和美国可以停止其资本主义增长引擎（正如一些较激进政策建议实施后可能出现的状况那样），但如果新兴经济体依然保持其当前的消费增长轨迹，全球变暖依然是无法遏制的。

联合国的最新发布数据表明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几乎没什么机会将全球温度的升高限制在气候学家所认定的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C的安全阈值之内。事实上这一温度赠幅可能更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如果希望在2030年时将全球暖化幅度限制在2°C，全球碳价必须至少达到每吨二氧化碳75~100美元，是目前水平的两倍多。

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法都需要两个相互连接的部分。首先，也是更重要的，是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一个全球税，这将阻止全球变暖加速并鼓励创新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令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相等将消除各类扭曲行为，比如一家美国公司可能会选择将其碳密集度最高的生产流程转移到中国。此外全球范围内的碳税将一蹴而就地实现无数命令和控制措施所无法轻易复制的效果。

第二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一种可以促使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支持减排的机制，这对于必将产生的增长而言可能是代价极为昂贵的。近年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量的最大贡献者是快速增长的，大概每周要建造一座新燃煤电厂的亚洲地区。对于燃煤电厂平均运作时间已达45年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名逐步淘汰此类设施简直是举手之劳。但在燃煤电厂的平均运作时间只有12年的亚洲，在缺乏外部援助之下将这些不断贡献税收的电厂关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欧美可以对不遵从其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征收各类碳边界税。但除了相关的技术挑战之外，还会因为全球能源状况的深刻不平等而引发相关公平性问题。我以前曾提出过一个比较有前景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个世界碳银行去专门研究能源转换问题，并向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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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无论是碳税还是配额制度（比如欧洲业已建立的那一个）都能奏效。但是，正如已故经济学家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在1970年代初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中所表明的那样，存在一些依赖于不确定性的本质而存在的重要微妙因素。举个（被大幅过度简单化的）例子，如果科学家能对地球从现在到2100年之间可以处理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一个相当精确的认识，同时经济学家不太确定哪种价格走势会诱使国家和企业遵守这些限制，那么实施（可交易）配额的理由就很强大。而在其他有关成本和收益不确定性性质的假设下，碳税则是更好的选项。

而魏茨曼未能考虑的一个问题则是碳税协定可能比配额更透明也更易监控，这在国际贸易中尤为重要。二战后之所以会出现一系列试图消除监管和数量限制并以相对简单的关税表取而代之的多国减税协议可是有可靠理由的。此外碳税可能会产生可观的收入以支持绿色研究，补偿各国国内低收入家庭的过渡成本（比如激励车主出售旧的“老爷车”并购买燃油效率更高的车辆），以及通过世界碳银行等机制将资金从富国转移到穷国。原则上，这些配额可以被拍卖以实现相同的目标；但它们经常被白白送掉了。

实际上，几乎所有40个已经确定了本国碳价的国家都通过配额间接地确定了碳价格。欧洲政策制定者对这种方法特别有热情，认为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比开征碳税更容易让人接纳。 但对极端重视透明度的全球体系而言还不清楚是否能实现同样的效果。随着扭曲税和配额的成本不断增加，也有必要去协调匹配出一个最高效的体系。

科学证据越来越多地表明，世界可能很快会在气候变化方面陷入无法挽回的地步。因此，富国公民不仅需要担心经济和政治不平等问题，还得开始思考如何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之前处理全球能源不平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