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放眼全球，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慈善捐赠基金和大学——正在纠结一个问题：是否将投资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转移。当然，原因就在气候变化：除非化石燃料消费大幅削减——并在2070年前后彻底杜绝，转而利用太阳能等零碳能源——否则认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给地球造成的风险将是难以接受的。负责任的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风险采取行动？
取消投资确实是一个答案，原因是多样的。一是单纯出于自利：在一个决然向可再生能源转移的世界中，化石燃料行业是一项坏投资。（尽管也有例外；比如，最贫穷国家的化石燃料开发将继续存在，即使富国被要求削减开发，这是为了推进减贫。）
此外，取消投资还可以通过让该行业得不到投资资本而有助于加速这一转变——或至少提高在削减生产的迫切要求下仍然进行不负责任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勘探开发的企业的资本成本。尽管单独看，每一家机构投资者都无法带来重大变化，但几百家大型投资者手中的数万亿美元资产一定可以。
事实上，领导投资者的取消投资决定向全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气候变化危险之极，朝低碳未来的转型绝不容拖延。取消投资不是传递这一信号的唯一方式，但是一个具有强大潜在效果的方式。
最后，投资者也可能因为道德原因取消投资。许多投资者不愿与需要为潜在全球灾难负责的行业染上关系，特别是那些将资金和影响力用于反对有意义的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公司。同理，许多投资者不希望将军火制造商和烟草公司纳入投资组合。
但还有另一个在道德上负责、又相当务实的方案可以代替取消投资，并有助于促使化石燃料公司走向低碳未来。作为积极参与的股东，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其所有权（对于大型投资者，还可以利用其公共话语权）帮助说服公司采取气候安全政策。
美国的大学站在这一争论的前沿，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大学生，年纪轻轻的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面对气候变化的冲击。大学生对大部分大学捐赠基金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非常不满，既没有取消投资，也没有作为积极股东参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比如，2013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断然拒绝取消投资；她说，哈佛捐赠基金的目的是为哈佛的学术活动筹集资金。尽管她确实也表示哈佛将扮演负责任的积极股东角色，但并未就如何参与做出详细说明。
哈佛和其他许多大学（包括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早已承诺要像负责任的投资者那样行动。一些大学成立了委员会，就大学受托人投资组合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内容提供建议，最常见的情形是要举行支持ESG方案的代理投票时。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大学将ESG原则用于捐赠基金的化石燃料持股上。
尽管福斯特拒绝取消投资，但哈佛和其他大学早已接受了取消投资在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选择这一原则。1990年，哈佛完全取消了对烟草公司的投资。时任哈佛校长德雷克·伯克（Derek Bok）表示，哈佛的决定“的动机是不愿作为某些公司的股东，这些公司大量销售会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未被证实的伤害风险的产品。”许多其他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这么做的。
今天的大学生令人信服地指出，取消化石燃料投资就像是取消烟草投资。两者都给人类福祉造成巨大风险。
在取消烟草公司投资之前，哈佛致信它们，要求它们解决与出售烟草有关的道德问题并严守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烟草公司要么没有回应，要么质疑吸烟与疾病有关的证据。
类似地，在决定是否取消投资时，大学等负责任的投资者应该询问投资组合中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四个关键问题：
· 公司是否公开明确地遵循国际上所接受的目标——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以内，并遵守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上限？
· 公司会不会承诺离开游说反对实现2℃限制的有效气候政策的商业集团？
· 公司会不会同意停止一切非常规储备（如北冰洋和大部分加拿大油砂）的勘探和开发？科学以证明这些非常规储备与2℃限制不相容。
· 公司能否证明，在向低碳能源资源和技术转型的背景下，它仍是个好投资？（比如，通过展示其自身的该转型的计划，或突出其对减贫的贡献。）
如果公司可以就这四个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它们也许确实应该留在投资组合中，负责任的投资者可以与它们合作，成为气候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认定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并敬而远之。对于回避这些问题的公司——包括宣称世界不会真的执行2℃限制的公司——取消投资既符合金融原则，也符合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公司显然不准备为打造低碳经济贡献力量。
当然，气候行动的需要并不随投资者而停止；企业和个人的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也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向安全、低碳未来的转型需要社会各部分都采取负责任、有远见的行动。作为教育、研究和解决问题等领域的领导者，大学背负着独特的责任，也面临着独特的机会，成为负责任、有道德的投资者就是其中之一。
纽约—放眼全球，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慈善捐赠基金和大学——正在纠结一个问题：是否将投资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转移。当然，原因就在气候变化：除非化石燃料消费大幅削减——并在2070年前后彻底杜绝，转而利用太阳能等零碳能源——否则认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给地球造成的风险将是难以接受的。负责任的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风险采取行动？
取消投资确实是一个答案，原因是多样的。一是单纯出于自利：在一个决然向可再生能源转移的世界中，化石燃料行业是一项坏投资。（尽管也有例外；比如，最贫穷国家的化石燃料开发将继续存在，即使富国被要求削减开发，这是为了推进减贫。）
此外，取消投资还可以通过让该行业得不到投资资本而有助于加速这一转变——或至少提高在削减生产的迫切要求下仍然进行不负责任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勘探开发的企业的资本成本。尽管单独看，每一家机构投资者都无法带来重大变化，但几百家大型投资者手中的数万亿美元资产一定可以。
事实上，领导投资者的取消投资决定向全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气候变化危险之极，朝低碳未来的转型绝不容拖延。取消投资不是传递这一信号的唯一方式，但是一个具有强大潜在效果的方式。
最后，投资者也可能因为道德原因取消投资。许多投资者不愿与需要为潜在全球灾难负责的行业染上关系，特别是那些将资金和影响力用于反对有意义的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公司。同理，许多投资者不希望将军火制造商和烟草公司纳入投资组合。
但还有另一个在道德上负责、又相当务实的方案可以代替取消投资，并有助于促使化石燃料公司走向低碳未来。作为积极参与的股东，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其所有权（对于大型投资者，还可以利用其公共话语权）帮助说服公司采取气候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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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站在这一争论的前沿，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大学生，年纪轻轻的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面对气候变化的冲击。大学生对大部分大学捐赠基金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非常不满，既没有取消投资，也没有作为积极股东参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比如，2013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断然拒绝取消投资；她说，哈佛捐赠基金的目的是为哈佛的学术活动筹集资金。尽管她确实也表示哈佛将扮演负责任的积极股东角色，但并未就如何参与做出详细说明。
哈佛和其他许多大学（包括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早已承诺要像负责任的投资者那样行动。一些大学成立了委员会，就大学受托人投资组合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内容提供建议，最常见的情形是要举行支持ESG方案的代理投票时。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大学将ESG原则用于捐赠基金的化石燃料持股上。
尽管福斯特拒绝取消投资，但哈佛和其他大学早已接受了取消投资在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选择这一原则。1990年，哈佛完全取消了对烟草公司的投资。时任哈佛校长德雷克·伯克（Derek Bok）表示，哈佛的决定“的动机是不愿作为某些公司的股东，这些公司大量销售会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未被证实的伤害风险的产品。”许多其他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这么做的。
今天的大学生令人信服地指出，取消化石燃料投资就像是取消烟草投资。两者都给人类福祉造成巨大风险。
在取消烟草公司投资之前，哈佛致信它们，要求它们解决与出售烟草有关的道德问题并严守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烟草公司要么没有回应，要么质疑吸烟与疾病有关的证据。
类似地，在决定是否取消投资时，大学等负责任的投资者应该询问投资组合中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四个关键问题：
· 公司是否公开明确地遵循国际上所接受的目标——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以内，并遵守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上限？
· 公司会不会承诺离开游说反对实现2℃限制的有效气候政策的商业集团？
· 公司会不会同意停止一切非常规储备（如北冰洋和大部分加拿大油砂）的勘探和开发？科学以证明这些非常规储备与2℃限制不相容。
· 公司能否证明，在向低碳能源资源和技术转型的背景下，它仍是个好投资？（比如，通过展示其自身的该转型的计划，或突出其对减贫的贡献。）
如果公司可以就这四个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它们也许确实应该留在投资组合中，负责任的投资者可以与它们合作，成为气候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认定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并敬而远之。对于回避这些问题的公司——包括宣称世界不会真的执行2℃限制的公司——取消投资既符合金融原则，也符合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公司显然不准备为打造低碳经济贡献力量。
当然，气候行动的需要并不随投资者而停止；企业和个人的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也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向安全、低碳未来的转型需要社会各部分都采取负责任、有远见的行动。作为教育、研究和解决问题等领域的领导者，大学背负着独特的责任，也面临着独特的机会，成为负责任、有道德的投资者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