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到女性赋权

吉隆坡—至少可以说，南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记录十分薄弱。该地区童婚率世界居首，而且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无所不在的。妇女在无偿劳动中所占比例过高，而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却明显不足，即使是在大力投资于女童教育的斯里兰卡等国家。但有一个行业正在被女性所接管：那就是农业。这是女性经济赋权的难得机遇，绝对不应当错过。

随着南亚经济持续发展，男性越来越多地在制造业（或海外）寻找就业机会，导致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孟加拉、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女性现在占比范围是60~98%。在上述国家的农业部门中，女性从业人数都比男性要多。

二战期间某些高收入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男人奔赴战场，妇女填补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空缺的平民工作。例如，在美国，女性农业劳动力的占比从1940年的8%跃升到1945年的22.4%之多。

战争结束后，妇女并没有仅仅回到战前的原状。在某些行业——尤其是需要较高技术的岗位——二战劳动力冲击似乎直接永久地改变了女性的有酬就业情况。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女性已经体验了就业所带来的经济和个人自由，获得了有销路的技术，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女性的战时经历强势推动了性别平等运动。

亚洲转型经济体内部的农业女性化会不会产生类似的影响？这一点是不确定的。有证据表明，农业就业人数增加并不一定有助于扩大女性的社会经济权能。

事实上，妇女的决策能力依然有限，哪怕她们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农业职责。在孟加拉国，小额信贷革命和由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培训计划已经使得20世纪90年代后数千名农村妇女成为一线工人，甚至自主创办了小企业。该国目前在缩小性别薪酬差异方面领跑南亚。但在农业领域，如果按照资产所有权和收入控制权等变量来衡量，女性所拥有的权力大约是男性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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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印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越来越高的农业参与度与若干农业贫困指标密切相关。这至少部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妇女加入带薪劳动大军并没有减少她们本已沉重的无偿劳动负担。而且在农业部门供职的妇女根本没有为所付出劳动拿到报酬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此外，农业生产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就像印度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农业女性化，还不如说是农业困境女性化更为恰当。”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不断增长的债务已经导致过去4年来女性农民的自杀人数翻了一番。

相比之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妇女中，赋权——如影响购买决策和加入自愿协会——无论经济状况，均极大地提高了她们的生活满意度。正如阿玛蒂亚·森曾写道的那样，“妇女们自己肯定也包括在她们通过更强势机构所挽救的生命中。”

那么，南亚各国政府如何才能将女性日益增长的农业参与转化为真正的女性赋权呢？

方法之一侧重于家庭外收入。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数据表明，提高女性农民自主权利的并非有偿就业本身，而是受雇于她们丈夫以外的农场。

但现实是南亚绝大多数妇女都在家庭农场工作，无法取得独立收入（或者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得不到任何收入）。解决方法之一或许是促进海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工作。生产流程正规化可以鼓励女性劳动货币化及改善工作条件，就像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出口为导向的成衣、纺织品和鞋类生产一样。

技术同样可以协助女性规避植根于社会规范中的阻碍因素。例如，即使孟加拉国女性加大在农场的劳动强度，但按照传统，她们仍然是被排斥在水产养殖业之外的。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组成收入和营养计划的低成本刺网养殖使得孟加拉国女性可以快速、轻松地从当地池塘中捕获小鱼，这样她们就可以避免在获取大规模资源时与男性竞争。

同样，数字技术可以提升女性的产品销售能力。在许多地方，妇女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必须有家庭男性成员在场才能销售农作物；但网上情况却不是这样。各国政府应支持此类技术的开发和传播，这也可以帮妇女获取更多购买力，如购买农业原料。

在南亚农业领域有效强化女性权能策略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减少她们所承担的无偿劳动。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因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强化女性权能的干预措施可能有损男性家庭成员的利益，因此无疑会激起强大的抵抗。但诸如Biotech-KISAN等生产率提升计划将有助于为更公平的家务分配铺平道路。

人类学家潘尼·范·埃斯特里克曾经写道，“妇女既脆弱又强大——既被牺牲也被赋权——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食物。”通过推行正确的政策和有效使用技术，我们可以使天平倒向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