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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ly severe water shortages represent a human-made crisis that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human interventions. The situation demands new 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ics of this critical resource and how to manage it through mission-oriented strategies that span all levels of governance.
call attention to a global problem that demands far more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 at all levels.
Although Kamala Harris is largely aligned with Joe Biden on many global and strategic issues, her unique worldview promises a distinct form of leadership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Not only would US foreign policy shift under a Harris administration; it could change in highly consequential ways.
considers how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s' views compare to Joe Biden's.
布鲁塞尔—上月,由俄罗斯建造的世界首座浮动核电站“罗蒙诺索夫号”(Akademik Lomonosov),抵达了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柏维克(Pevek)港口的一个偏远小镇。俄罗斯国有核电企业俄罗斯原子能公司(Росатом/Rosatom)将该浮动核电站视为一个试点项目,并期望最终能够在俄罗斯及其它地区(包括对低投入发电有着紧迫需求的亚非发展中国家)部署一批此类设备组。
罗蒙诺索夫号建于核动力破冰船上,后者向来是北冰洋地区的传统。然而,我在论述能源地缘政治的书中解释道,相对于传统核设施,浮动核电站可以说是一个前沿示例,表明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SMRs)具有部署更简易、灵活且效率高的优势。
对于偏远地区和不具条件建立陆上定制核电站的发展中国家,SMRs为它们的清洁能源生产提供了可能。浮动SMR技术也可应用于北极冰融区域的商业运输:核动力集装箱船的清洁程度将远胜于使用重燃料油(重燃料油将产生硫和重金属排放)驱动的船只。此外,目前北极地区日渐频繁的经济活动使得低碳能源对于偏远地区(如柏维克(Pevek)港口)来说愈发重要。
尽管罗蒙诺索夫号一启动便将是世界上最小型、地理位置最北的核电站,各方竞争可能很快就会出现。美国、韩国、俄罗斯、法国、中国、阿根廷、日本及印度的研究人员目3前正致力于近50项不同的SMR设计。不仅如此,北极地区的高速发展以及国际上以低碳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推动,已经使得中国、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加入了俄罗斯同行,开始考虑起了海上核电设施的前景。
然而,西方媒体并未认识到罗蒙诺索夫号的重要性。恰相反,来自绿色和平环保组织和其它环保组织的煽动性和误导性的言论引爆了大规模的关于“核能泰坦尼克号(nuclear Titanic)”和“冰上切尔诺贝利(Chernobyl on ice)”的报道。
基于核能对于环境和人类的潜在风险,绿色和平环保组织一直以来便持反对态度,同时还强调,罗蒙诺索夫号位于偏远地区、且北极气候难以预测。与近几十年来的许多其它核能项目相似,绿色和平环保组织再次构建辩论依据。然而,真正持有核相关知识的专家清楚表明,绿色和平组织的恐吓策略“无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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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已经多次指出,海上核反应堆并不是新概念。1968至1976年间,美国曾在一艘前二战货船上装配核反应堆,为巴拿马运河地区提供电力;俄罗斯的核动力破冰船船队一直以来所使用的就是与罗蒙诺索夫号相同类型的反应堆。这些反应堆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并采取了包括双层安全壳和被动式反应堆冷却系统在内的安全措施。实际上,在紧急情况下,由于冰凉的海水能够促成机组高速的冷却节奏,因此海上核反应堆较之陆上核反应堆可能更为安全。
悲哀的是,自1980年以来,反核情绪高于经验事实一直是欧洲核能辩论的一贯特征。如1997年,由于即将上任的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需要绿党的支持以组建政府,因此法国便放弃了其先进的 “超级凤凰”(superphénix)“增殖反应堆”计划。
因此直至二十年后,法国方面也未能成功研发出这项技术。上月,法国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员会决定放弃第四代先进的钠工艺反应堆工业示范(ASTRID),这一项目于2006年开展,意在取代 “超级凤凰”(Superphénix)计划。
因屈从于来自如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群体的反核压力,西方决策者才未能跟上俄罗斯和中国的步伐。譬如,俄罗斯原子能公司(Росатом/Rosatom)如今在面向新兴经济体销售核能的方面已经是全球的领军者,在包括印度、中国和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中拥有超过一百个核能项目。
虽说不幸,但围绕着目前新兴的核技术的危言耸听也实属意料之中,也再次凸显某些西方决策者在实际上最大型、最可靠的低碳能源上的政策相互矛盾、自我削弱。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称,于碳中和层面,核能发电仅次于陆上风能发电,其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12克/千瓦时(kWh)。如此说来,那些拿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说事的更应该偏好核能,而非化石燃料才是;如煤炭(820克/千瓦时)以及天然气(490克/千瓦时)。核能也更优于生物质能(230克/千瓦时),太阳能(48克/千瓦时)以及水力发电(24克/千瓦时)。再者,核能并不与风能和太阳能般存在间歇性问题,因此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持续价格上涨。
论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能量过渡计划(Energiewende)有何效果时,上述差异便成为关注焦点。该政策旨在逐步淘汰核能的同时,提高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人们常称赞能量过渡计划为欧洲的主要可持续发展倡议之一。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方面急于摆脱核能发电,国家能源部门不得不依赖于煤炭作为基载电力。
但迫于德国环保主义者的压力,还是促使德国作出了这项决定——即便使用核能代替煤炭将帮助德国每年减少大约2.2亿吨的二氧化碳CO2。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虽说德国可再生能源产能有着大幅度的增长,但也仅实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不稳定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下降
尽管德国继续逐步淘汰核工业,罗蒙诺索夫号仍展示出核能发电在北极地区的潜力。而欧洲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基于事实而非恐惧的理性核能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