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错误的欧洲竞争力指南针

发自华沙——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欧洲工业在科技竞赛中落于下风。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会破坏气候行动（他下令退出下令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解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让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升级（他提议“扫清”加沙），并为俄罗斯和欧洲极右翼势力壮胆。

尽管如此，去年新一届欧洲议会的选举和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任命以及他们订立《清洁工业协议》（现已公布）和构建欧洲竞争力基金的方案都让人满怀希望。1月29日欧盟委员会向实现这些宏伟目标迈出了第一步，提出了“竞争力指南针”——针对未来四年的一套具体建议。

然而该方案在命名时对旧式意向的依赖却相当有问题。指南针是帮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92年横渡大西洋的工具之一，但在这个卫星导航的时代似乎已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当前地缘政治风暴中最有效的导航工具可算是常识——而这一点似乎十分缺乏。

“竞争力指南针”重申将设立欧洲竞争力基金，只是会被放在下一期的欧盟预算中。这表明我们对集团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深深的误解。欧盟的下一期预算要到2028年初才会启动，而这将导致本就拖延已久的改革又被推迟三年。到那时再想强化欧洲竞争力——特别是在汽车行业——以赶上美国和中国或许就太晚了。

此外，从欧盟预算中为欧洲竞争力基金拨款意味着它要与其他政策目标竞争。虽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可以尝试增加欧盟预算，但考虑到公共财政的压力和整个欧洲大陆反建制政治势力的日益坐大，增加预算的提案也不太可能得到成员国批准。这意味着要么减少其他优先事项的支出（无论是凝聚力、农业还是未来安全），要么无法拿出足够资金实施产业政策。

除了直接融资问题，“竞争力指南针”还呼吁增加使用公共担保以刺激对欧洲清洁技术企业的私人投资。但缺乏资金并不是欧盟竞争力落后的成因。欧盟之所以无法生产出在价格上能与中国产品匹敌的清洁技术（如电动汽车电池或光伏电池板），是因为中国企业产量巨大且利润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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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唯一合理的对策是建立一个可以发行联合债券融资来直接补贴欧洲制造业的基金。在新冠疫情期间也采用了同样的发债方案，而这个名为“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的基金将于2026年停止运行，以此让位给新的基金。

这种支持将一直持续到欧洲清洁技术发展成熟且集团内生产商占据足够市场份额为止。美国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认识到了这类机制的威力并因此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而特朗普却试图冻结相关资金）。虽然中国政府并未披露官方数据，但他们肯定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

欧盟的新产业政策不仅要保护其制造业基础，还要保护构建在广泛中产阶级基础上的社会模式。“竞争力指南针”引出了将欧洲支持系统交由各成员国掌控能否保证集团凝聚力的问题，而最近的大量实例则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例如《净零工业法》对国家补贴规则的放宽——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反欧洲的解决方案——推动了德国和法国的能源转型，但在意大利和波兰等不太富裕的成员国却并非如此。

而欧盟“综合一揽子计划”（Omnibus package）中宣布的广泛放松管制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对于任何正在规划未来十年投资的企业来说撤销一个甚至尚未实施的立法都不是个令人放心的迹象。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19年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时将其称之为欧洲的“人类登月”的时刻。但令人遗憾的是“指南针”本身并不足以指导欧盟为重获竞争优势所必须承担的登月任务。欧盟需要一些现代化的精密工具才能在复杂的当今世界中竞争。我们的经济需要一个变革性的竞争力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