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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Åslund
considers wha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mean for Ukraine, says that only a humiliating loss in the war could threaten Vladimir Putin’s position, urges the EU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ensure a rapid and successful Ukrainian accession, and more.
米兰——
化石燃料问题众多。它们不仅成本高昂，也常常是政治动荡和供应波动的源头。随着全球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增长，与其相关的成本很可能会急剧上升。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就碳排放量而言，化石能源带来的成本庞大而不可持续。事实上，相比化石能源对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推动作用，与之有关的其他问题已开始相形见绌了。
然而，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看似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在世界力求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机制之际，这已成为中心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碳排放量都低于发达国家。如果对前者碳排放量的增长严加限制，就会阻碍其GDP增长，并严重损害其脱贫能力。
何况，就公平而言，发展中国家确实有理由反对为减缓气候变化买单。作为一个整体，发达国家不仅对世界碳排放的一大部分（尽管此份额在逐渐下降）年增量负有责任，也对大气中已有的一大部分碳含量负有责任。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达国家理应为此问题负责。
然而，简单地将责任推给发达国家、而免除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是行不通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的成功关键不仅在于公平，还在于有效。如果放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不抑制其碳排放量的增长，那么无论发达国家怎么做，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都会在50年之内增长近一倍，从而达到安全水平的四倍左右。
仅靠发达国家自身，不可能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安全水平。而仅仅是坐等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更不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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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制定一项战略，既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找到控制碳排放的道路，以求到本世纪中叶将全球碳排放量降至安全水平。
要实现此目标，出路在于分离两个问题，即应对气候变化由谁买单的问题，和减排工作在哪些地区进行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短期之内由发达国家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而通过减排举措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增长速度，那么，就有可能调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成功限制全球碳排放这两大目标间的冲突。
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应对前者规定减排目标。另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应自动履行减排目标，但应允许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另一种方式履行此义务：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工作买单，而减排工作或许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大效益。
此战略的一项关键结论是，应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技术转移，从而使其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量。各国越接近限制碳排放体系的标准，也就越有动力为增加自身的投资，减少自身的碳排放量。
富国应更多地承担气候变化应对成本的基本原则已经为世界所接受。《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一套“普遍适用而又因国而异的责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不对称的责任，后者承担的义务随其经济的增长而变化。
这项重大协定的要旨是显而易见的。按其要求，发达国家将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则可以增加，以适应其追赶型的快速经济增长。该协定的目标并非阻止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碳排放，而在于减缓其增长，随着其日趋富裕，最终扭转其增势。
实施此战略的最佳方式是在发达国家中实行“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给予各发达国家一定量配额，作为其许可排放量。如果某国碳排放量超出配额，就必须向排放量低于许可水平的国家购买配额。然而，发达国家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减排工作，从而获得与其全部工作价值相当的新配额，从而增加本国的许可排放量。
这样的体系将激发在发展中国家寻求低成本减排机遇的创业活动，因为富国会希望通过降低国外的排放量，而减少自身的支出。因此，减排工作将变得更高效，发达国家付出的同等成本能够减少更多的全球排放量。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它们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不会受到排放量配额或目标的明确限制，但它们知道，在达到某个标准（例如碳排放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后，它们将被纳入限制排放的全球体系。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甚至在达到该标准之前，它们就会作出涉及能源价格与效率的决策，在无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降低自身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从而延长自身排放量不受限制的时间。
我们不应放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问题上的冲突损害达成全球协定的前景。公平解决之道的复杂性不亚于气候变化挑战本身，但无疑是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