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按传统智慧的观点，我们使用地球上的资源太过奢侈，而我们的生活所需远远大于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这种遗憾和悲观的论调是当今环境讨论的基调，并往往是以简单化的方式得出的：即到2030年，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我们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若现在每个人都按美国的生活标准生活，我们将需要近五个地球。然而，这种深入人心的智慧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环保人士用所谓的“生态足迹” 的概念–即我们每个人需要在这个星球上占有多少面积-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我们显然用了耕地、牧场、森林和渔场来生产食品、纤维和木材，而且我们还需要空间来造房、修路和建设城市。此外，因能源的使用而排放出的废物还需要地面来吸收。将所有这些需求转换成一种实际需求面积的共同单位，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它与地球的生产性面积相比较-从而体会一下我们到底有着怎样的可持续性。
10多年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和其他一些保护组织通过复杂的计算确定了每个人在这个星球上的“足迹”。他们得出了如下一组数字，即每个美国人使用的地球面积是九点四公顷，每个欧洲人是四点七公顷，那些在低收入国家每人只用了一公顷。把这些都加在一起，我们集体总共使用了一百七十五亿公顷。
不幸的是，地球上只有一百三十四亿公顷的土地可用。因此，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指出，我们所使用的已经超出了地球所能提供资源的30 ％，而且情况还会变得更糟。他们告诉我们，近来的金融危机“与迫在眉睫的生态崩溃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可能预示着“大规模的生态系统的崩溃”即将来临。
这种观念正在被深深地印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英国报纸《观察家报》的标题使用了“到2050年需要寻找一个新地球”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地球正在“走上生态危机” 之路;而华盛顿邮报则为再需要四个地球的的说法感到恐惧，并敦促大家多多使用帆布购物袋和节能灯泡。
这个信息被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了大众，即我们使用了太多的地球面积。不过且慢，我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怎么可能使用了比地球上实际存在的更大的面积呢？
显然，任何试图对人类行为的多个不同方面进行的综合考量将要需要对数据进行简化;生态足迹也毫不例外。例如，当我们说美国的生活方式需要五个地球的时候，我们假设技术发展是停滞不前的，然而，全世界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效率很可能将会大大提高。同样，有机农业实际上比传统农业留下了更大的足迹。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论证上的不足，我们用于修路的地面显然是种不出粮食的，我们的造房用地也减少了森林面积。这部分生态足迹让我们很方便地衡量出我们留在地球上的实实在在的足迹。这方面，地球的可用地完全够我们生活所需，我们仅使用了大约60 ％的世界可用地，并且这一比例还有可能下降，因为地球的人口增长速度现在正在放缓，而技术却在不断进步。因此，这里谈不上生态崩溃。
只有一个因素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碳排放量。没有人能搞清楚如何把二氧化碳转换为面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和一些研究人员在这一问题上间接地把碳排放量定义为吸收额外的二氧化碳所需的森林面积。这部分现在占据了的50 ％以上的生态足迹，而在本世纪中叶将要增长到四分之三。
本质上来说，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把排放量减至为零，而且必须以植树造林来实现上述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造林的面积要超过地球全部可用地的30 ％，而到2030年则需要在几乎两个地球的土地上造林。这是讲不通的。
我们难道真的有必要削减所有的碳排放量？减少所有排放量的一半也只能在温和的程度上降低温室空气的浓度。更重要的一点是，植树造林对于减低二氧化碳的密度，是在用地效率和技术密度上效率最低下的一种方式。在减少二氧化碳方面，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所需的面积还不到植树造林所需面积的1 ％，而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有效，它们往往可以被放在非生产用地上（如风力涡轮机可放在海上，太阳能电池板可放在沙漠里） 。以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就谈不上可怕的生态危机了。
由于技术进步，个人对这个星球的资源需求在过去的5年中已经下降了35 ％ ，而全球人口的总需求将在2020年之前达到极限，但不会发生透支。
把二氧化碳的排放转换成不合逻辑的且效率低下的森林覆盖面积看来主要是为了确保此信息起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在科学文献中，一位领先的模型建立者承认，大多数模型建立者视此为“难以自圆其说” 。另外两个研究小组指出，生态足迹“本身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与其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考量，还不如说是一种为提高公众意识并影响政治而设计的考量。”
当我们真正仔细研究有关“生态足迹”的计算时，我们发现世界上唯一所缺的是用来种植想象中的巨大森林的空间，而这样的森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为预防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可以通过更聪明而更廉价的手段。我们的挥霍性消费需要五个地球的说法的确引人注目，但它是错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已绰绰有余。
比约恩·隆姆博格，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主任，是哥本哈根商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怀疑主义环保分子并请冷静：怀疑主义环保分子之全球变暖指南》。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 2009年。
哥本哈根-按传统智慧的观点，我们使用地球上的资源太过奢侈，而我们的生活所需远远大于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这种遗憾和悲观的论调是当今环境讨论的基调，并往往是以简单化的方式得出的：即到2030年，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我们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若现在每个人都按美国的生活标准生活，我们将需要近五个地球。然而，这种深入人心的智慧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环保人士用所谓的“生态足迹” 的概念–即我们每个人需要在这个星球上占有多少面积-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我们显然用了耕地、牧场、森林和渔场来生产食品、纤维和木材，而且我们还需要空间来造房、修路和建设城市。此外，因能源的使用而排放出的废物还需要地面来吸收。将所有这些需求转换成一种实际需求面积的共同单位，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它与地球的生产性面积相比较-从而体会一下我们到底有着怎样的可持续性。
10多年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和其他一些保护组织通过复杂的计算确定了每个人在这个星球上的“足迹”。他们得出了如下一组数字，即每个美国人使用的地球面积是九点四公顷，每个欧洲人是四点七公顷，那些在低收入国家每人只用了一公顷。把这些都加在一起，我们集体总共使用了一百七十五亿公顷。
不幸的是，地球上只有一百三十四亿公顷的土地可用。因此，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指出，我们所使用的已经超出了地球所能提供资源的30 ％，而且情况还会变得更糟。他们告诉我们，近来的金融危机“与迫在眉睫的生态崩溃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可能预示着“大规模的生态系统的崩溃”即将来临。
这种观念正在被深深地印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英国报纸《观察家报》的标题使用了“到2050年需要寻找一个新地球”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地球正在“走上生态危机” 之路;而华盛顿邮报则为再需要四个地球的的说法感到恐惧，并敦促大家多多使用帆布购物袋和节能灯泡。
这个信息被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了大众，即我们使用了太多的地球面积。不过且慢，我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怎么可能使用了比地球上实际存在的更大的面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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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任何试图对人类行为的多个不同方面进行的综合考量将要需要对数据进行简化;生态足迹也毫不例外。例如，当我们说美国的生活方式需要五个地球的时候，我们假设技术发展是停滞不前的，然而，全世界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效率很可能将会大大提高。同样，有机农业实际上比传统农业留下了更大的足迹。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论证上的不足，我们用于修路的地面显然是种不出粮食的，我们的造房用地也减少了森林面积。这部分生态足迹让我们很方便地衡量出我们留在地球上的实实在在的足迹。这方面，地球的可用地完全够我们生活所需，我们仅使用了大约60 ％的世界可用地，并且这一比例还有可能下降，因为地球的人口增长速度现在正在放缓，而技术却在不断进步。因此，这里谈不上生态崩溃。
只有一个因素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碳排放量。没有人能搞清楚如何把二氧化碳转换为面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和一些研究人员在这一问题上间接地把碳排放量定义为吸收额外的二氧化碳所需的森林面积。这部分现在占据了的50 ％以上的生态足迹，而在本世纪中叶将要增长到四分之三。
本质上来说，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把排放量减至为零，而且必须以植树造林来实现上述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造林的面积要超过地球全部可用地的30 ％，而到2030年则需要在几乎两个地球的土地上造林。这是讲不通的。
我们难道真的有必要削减所有的碳排放量？减少所有排放量的一半也只能在温和的程度上降低温室空气的浓度。更重要的一点是，植树造林对于减低二氧化碳的密度，是在用地效率和技术密度上效率最低下的一种方式。在减少二氧化碳方面，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所需的面积还不到植树造林所需面积的1 ％，而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有效，它们往往可以被放在非生产用地上（如风力涡轮机可放在海上，太阳能电池板可放在沙漠里） 。以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就谈不上可怕的生态危机了。
由于技术进步，个人对这个星球的资源需求在过去的5年中已经下降了35 ％ ，而全球人口的总需求将在2020年之前达到极限，但不会发生透支。
把二氧化碳的排放转换成不合逻辑的且效率低下的森林覆盖面积看来主要是为了确保此信息起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在科学文献中，一位领先的模型建立者承认，大多数模型建立者视此为“难以自圆其说” 。另外两个研究小组指出，生态足迹“本身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与其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考量，还不如说是一种为提高公众意识并影响政治而设计的考量。”
当我们真正仔细研究有关“生态足迹”的计算时，我们发现世界上唯一所缺的是用来种植想象中的巨大森林的空间，而这样的森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为预防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可以通过更聪明而更廉价的手段。我们的挥霍性消费需要五个地球的说法的确引人注目，但它是错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已绰绰有余。
比约恩·隆姆博格，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主任，是哥本哈根商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怀疑主义环保分子并请冷静：怀疑主义环保分子之全球变暖指南》。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