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我们经常听到，应对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定任务。一大群权威学者告诉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大幅度降低排放。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正在丧失人心。
根据最新的皮尤调查，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美国人最不看重的政策问题。另一项皮尤调查则显示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中国比美国更不看重全球变暖问题。只有24%的中国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最不看重全球变暖的国家。在英国，一项Opinium公司的调查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而不是保护环境，而10个受调查者中有7个不愿为应对气候变化缴纳更多赋税。
与此同时，全球变暖问题拟议中的解决方案糟糕透顶。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来自富裕国家的政界人士承诺到2000年降低排放，但却没有履行。1997年领导人在京都再次会面，承诺到2010年执行更严格的碳减排政策，但碳排放量却持续攀升，而《京都议定书》在改变现状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更悲惨的是当今年12月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将拿出更多一模一样的方案：再一次做出不大可能真正兑现的彻底的减排承诺。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不断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承诺过高而又无所作为也无法赢得民心，更何况现在显然谈不上是最好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们有更好的选择，获取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我们应该把像太阳能那样的低碳能源发展成旧有能源真正有竞争力的替代品，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想感觉更加“绿色”的富人的保留节目。
因此我们应当对新技术发明进行有效的投资。与人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京都议定书》并没有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科研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下降，并且从那以后就没有上升过，即使在《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也同样如此。
大规模投资于低碳能源、太阳能或其他新技术的研发很快就会使新能源价格低于化石燃料。效益估算显示每耗费1美元投资，我们就能取得16美元的效益价值。
所有国家都应该同意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05%用于低碳能源的研究与开发。这样全球总开支将会比目前的替代能源研究开支高出15倍，即便如此依然比《京都议定书》低6倍之多。如此性质的一份协议将成为全世界新的《京都议定书》——主要的不同是这份协议会真正发挥作用，得到全世界认可的机会也更高。
为什么不双管齐下：一方面投资于研发，另一方面继续承诺降低碳排放？
京都议定书式的政策永远只能是摆脱化石燃料道路上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的歧途。有两个根本原因决定了在应对全球变暖过程中把重点放在降低碳排放是错误的选择。
首先，使用化石燃料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一条脱贫致富路。煤炭提供了全世界能源需求的半数。在中国和印度，煤炭占到总发电量的80%之多，它们帮助中国和印度的劳工过上了他们的父辈难以想象的高质量生活。限制排放因此意味着为数亿人的成功故事画上句号。还没有哪种“绿色”能源能在不远的将来便宜到可以替代煤炭的应用。相反，我们大规模的研究努力将在本世纪中叶使绿色能源低于化石燃料的价格。
其次，立即降低碳排放非常昂贵——其所需的成本远远超过了相关的收效。如果本世纪《京都议定书》彻底得到落实，它只能使温度降低微乎其微的0.2oC（合0.3°F），而每年却必须付出高达1800亿美元的代价。从经济的角度讲，《京都议定书》每投资1美元只能产生约30美分的效益。
而像欧盟提出的更深层次的碳减排目标——即12年后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20%——只能在付出10万亿美元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温度截止2100年降低六十分之一摄氏度（约合三十分之一华氏度）。这样1美元产生的效益只有区区4美分。
全球变暖争论最不可救药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主要倡导人物——政治家、竞选者和学者权威——都已经知道今年12月哥本哈根谈判桌上的旧式协议对温度可以产生忽略不计的效果。
除非我们改变方向，让我们的所作所为切实可行，否则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的“成功”宣言将会毫无意义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将会做出承诺。但我们不会履行承诺。我们将浪费另外10年的光阴。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挑战《京都议定书》的正统提法。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
洛杉矶——我们经常听到，应对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定任务。一大群权威学者告诉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大幅度降低排放。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正在丧失人心。
根据最新的皮尤调查，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美国人最不看重的政策问题。另一项皮尤调查则显示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中国比美国更不看重全球变暖问题。只有24%的中国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也因此成为全世界最不看重全球变暖的国家。在英国，一项Opinium公司的调查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而不是保护环境，而10个受调查者中有7个不愿为应对气候变化缴纳更多赋税。
与此同时，全球变暖问题拟议中的解决方案糟糕透顶。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来自富裕国家的政界人士承诺到2000年降低排放，但却没有履行。1997年领导人在京都再次会面，承诺到2010年执行更严格的碳减排政策，但碳排放量却持续攀升，而《京都议定书》在改变现状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更悲惨的是当今年12月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将拿出更多一模一样的方案：再一次做出不大可能真正兑现的彻底的减排承诺。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不断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承诺过高而又无所作为也无法赢得民心，更何况现在显然谈不上是最好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们有更好的选择，获取成功的几率要高得多：我们应该把像太阳能那样的低碳能源发展成旧有能源真正有竞争力的替代品，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想感觉更加“绿色”的富人的保留节目。
因此我们应当对新技术发明进行有效的投资。与人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京都议定书》并没有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科研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下降，并且从那以后就没有上升过，即使在《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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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投资于低碳能源、太阳能或其他新技术的研发很快就会使新能源价格低于化石燃料。效益估算显示每耗费1美元投资，我们就能取得16美元的效益价值。
所有国家都应该同意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05%用于低碳能源的研究与开发。这样全球总开支将会比目前的替代能源研究开支高出15倍，即便如此依然比《京都议定书》低6倍之多。如此性质的一份协议将成为全世界新的《京都议定书》——主要的不同是这份协议会真正发挥作用，得到全世界认可的机会也更高。
为什么不双管齐下：一方面投资于研发，另一方面继续承诺降低碳排放？
京都议定书式的政策永远只能是摆脱化石燃料道路上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的歧途。有两个根本原因决定了在应对全球变暖过程中把重点放在降低碳排放是错误的选择。
首先，使用化石燃料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一条脱贫致富路。煤炭提供了全世界能源需求的半数。在中国和印度，煤炭占到总发电量的80%之多，它们帮助中国和印度的劳工过上了他们的父辈难以想象的高质量生活。限制排放因此意味着为数亿人的成功故事画上句号。还没有哪种“绿色”能源能在不远的将来便宜到可以替代煤炭的应用。相反，我们大规模的研究努力将在本世纪中叶使绿色能源低于化石燃料的价格。
其次，立即降低碳排放非常昂贵——其所需的成本远远超过了相关的收效。如果本世纪《京都议定书》彻底得到落实，它只能使温度降低微乎其微的0.2oC（合0.3°F），而每年却必须付出高达1800亿美元的代价。从经济的角度讲，《京都议定书》每投资1美元只能产生约30美分的效益。
而像欧盟提出的更深层次的碳减排目标——即12年后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20%——只能在付出10万亿美元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温度截止2100年降低六十分之一摄氏度（约合三十分之一华氏度）。这样1美元产生的效益只有区区4美分。
全球变暖争论最不可救药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主要倡导人物——政治家、竞选者和学者权威——都已经知道今年12月哥本哈根谈判桌上的旧式协议对温度可以产生忽略不计的效果。
除非我们改变方向，让我们的所作所为切实可行，否则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的“成功”宣言将会毫无意义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将会做出承诺。但我们不会履行承诺。我们将浪费另外10年的光阴。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挑战《京都议定书》的正统提法。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