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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遗迹和遗传讯息显示现代人来自非洲。在过去的十年里，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们都试图将我们人类的生物起源与现代智能的起源统一起来。这一概念非常简单。我们这个物种在非洲出现的进程赋予了我们一些优势-有句法可循的语言、发达的认知能力和符号思维-正是这些优势使我们能够分布到整个世界并决定了我们最终的进化成功。
但如果这些优势是显著的，并且主要由生物性变化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发现它们从这些早期的、在解剖学上已可被称为现代人的人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中反映出来。复杂的技术，在工具的设计和装饰方面的地区性特点，颜料的使用，抽象和具象的描画，墓葬，陪葬品和个人装饰物都是常见的持久性创造物。它们可以证明以人种学的方式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复杂的符号性特点。
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在非洲的遗址上发现这些距今10-20万年之间的考古证据。但我们真正发现的却是在非洲及其以外的地点逐步出现的，距今20-30万年的行为创新。另外，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与穴居人有一些共同的行为创新。而许多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都认为穴居人是一个不同的种群，或是一种在先天就达不到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人类。
例如，延长了的石刃不仅仅在欧洲和近东的穴居人遗址出土，还在近东和非洲距今至少10万年的现代人遗址上被发现。然后制刃的技术在这些地点上周期性地消失和再出现。在某些地区（如澳大利亚），这些技术直到几千年前才出现。
同样，穴居人和现代人所制造的标准化工具出现在8万年前。可能用于纹身和人体绘画一类符号活动的颜料不仅仅在距今30万年的南非遗址上被发现，它们也出现在同时期和更近期的欧洲穴居人遗址上。
距今3万年前以前的墓葬，特别是穴居人墓葬的目的性特点和象征意义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但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相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穴居人在10万年前-或更早以前，就开始埋葬死者。最近在以色列Tabun发现的距今16万年的穴居人墓葬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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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如鱼叉、矛和尖钻一类的复杂骨器似乎在9万年以前就在非洲出现了，这比世界的其它地方都要出现得早。同样的情况还有现代人用于个人装饰的器物，特别是最近发现的距今75000年前的贝壳珠链。
但这些革新似乎并没有广为流传。在非洲和近东的距今10万年以来的现代人遗址上并没有发现骨器和珠链。在距今75000年前的非洲遗址上也极少发现雕刻在骨片和赭石碎片上的图案。对动物、人类和其它自然特征的描画并没有出现在4万至3万年前之前的非洲、欧洲和近东的考古记录中。它们在各地出现的时间也早晚不一。
总而言之，某些行为创新似乎在穴居人的集中展示之前就已经在距今1-3万年前的非洲出现了。但我不能确信这一间隙就是不同认知能力的证据。毕竟，农业经历了7000年的时间才从近东传到英格兰，但没有人会认为中石器时代的英格兰狩猎-采集者的认知能力会不如早期的农耕者。
这说明我们"现代人"自冰期结束以来的变化轨迹在物质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未来的考古学家不应通过我们在骨骼生物学上的差异来寻求对这种不同的解释。"现代"行为可能在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类群体中出现，正如农业、书写和交通的发明在较晚的历史时期出现一样。
更根本的一点是行为的确在决定一个物种的适应性、地理范围和同伴识别系统方面至关重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维护物种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行为一定是在单一物种中发展起来的。非常相似的物种可能有着相近的行为系统。就与我们最相似的祖先而言，这些共有的特点可能包括了许多如符号行为在内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
相信文化现代性出现在不止一种物种当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那种在探究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方面的传统两分法似的西方思维。对于早期的现代人和穴居人的考古发现说明我们并不是唯一受上帝青睐，沐浴智慧之光，奉圣谕进化、繁衍并淘汰了类人邻居的那一群人。
这一发现令人释怀同时也让人感到卑微。如果我们作为地球上硕果仅存的人类种群是历史展的意外而非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我们与一些现存的和已灭绝的亲缘物种共有某些"文化"的现实。我们的现代性极可能也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