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坎布里奇—发达国家面对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所采取的对策是，以短短三个月前还根本无法想象的规模以及大胆和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支持其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
相比之下，值此各国财政和央行行长本周召开半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织-世界银行虚拟会议之际，人们将会采取措施强化国际体系。但这与各国在国内采取措施的力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查尔斯·金德伯格等历史学家曾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需要归咎于当时失败的国际合作。而且，即使自那以后人类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协调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往往却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成本之后才开始采取。
在世界大战带来巨大破坏后，才召开了关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则在该地区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后才得到同意。
但2009年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全球金融危机峰会则证明了尽早采取统一行动，限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破坏、维系贸易和支持脆弱新兴市场所带来的价值。
发展中国家将爆发下一轮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或许仍略显谨慎的严峻估计显示，亚洲很可能有900，000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非洲则还要有300，000人左右。
尽管社交隔离是西方压制病毒的方式，但发展中国家拥挤的城市和常常过度拥挤的贫民窟加大了隔离的难度。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洗手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人们所面对的选择狭窄而又严酷：冒着患病的危险去上班，或者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挨饿。
但如果疾病在这些地方得不到遏制，最终将会卷土重来——形成第二、第三和第四波——困扰着世界每一个角落。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经济和金融失败同样威胁着所有国家赖以生存的供应链可信度。鉴于规模庞大，新兴市场债务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构成威胁，而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在严重依赖央行的强势援助。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新兴市场债务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
就像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社会需要本周，借用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名言，“竭尽全力”维持正常运转的全球金融系统。值此美国额外借入2万亿美元满足自身需求之际，强行对本以严重承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大规模紧缩政策将会带来悲剧性后果。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需要像各国央行一样积极拓展其借贷业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当前接近零的利率环境导致可能比此前更多地使用杠杆，而且如果现在不能动用储备，那么储备几乎就失去意义了。
2009年，世界银行近三倍拓展了其借贷规模。现在，或许适合设定更宏伟的目标，同时大规模增加补贴贷款，因为富裕国家实行低利率导致借贷成本降低了许多。除减轻债务利息支出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借其1，5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与各国央行之间的信贷额度网，应当准备发放高达1万亿美元的借款额度。
其次，如果要抓住时机扩大使用被称之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那么这个时机就在眼前了。如果要使全球货币与富裕国家的国内货币扩张保持平衡，那么就迫切需要增加远超1万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额度。
第三，如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金融支持最终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债主而非民众，那么这样的结果既可笑也是悲剧性的。危机爆发之前的国家债务必须在国际金融议程上首当其冲。我们应当立即达成一致，一旦我们搞清楚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将会在捍卫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新增投资前景的同时，在其国内推行那种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系统性对策。
但是最直接、同时规模最大的短期支持可以来自免除由国际发展协会支持的76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即将支付的债务。
现有建议是由债权国提供双边债务偿付6~9个月的停顿，总成本为90~130亿美元。但上述提议的时间跨度和涉及债权人范围都是有限的。
我们建议，免除今明两年内超过350亿美元的官方双边债权国债务，因为这场危机显然无法在6个月内解决，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有一定确定性的支出计划。
在这个问题上，持有超过1/4双边债务的中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决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是一项颇受欢迎的举措，而且中国的支出已经加快了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现在中国是时候通过免除今明两年的债务偿还，从而在其他债权国面前发挥表率作用。
近20年前，当我们列举理由要为近40个负债累累的穷国减免债务时，几乎所有债务均来自官方双边或多边债主，而很少见到私营部门债务。现在，200亿美元——通常以高利率借入——需要在2021年底前归还给私营部门债主。
就像代表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债主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所承认的那样，私营部门也必须分担痛苦。如果源自我们多边机构帮助最贫困国家的全部资金不是用于医疗保健或消除贫困，而仅仅用来偿还给私人债主，尤其是那些在危机时刻还在继续发放红利的大型美国银行是不公平的。本周召开的部长和行长会议应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动员私营部门拿出一份解决上述债务问题的自愿计划。
就像尽早采取大胆举措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控制疫情一样，过去给我们的教训是，迅速、大胆地采取措施可以最好地避免国际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我们必须立即共同采取行动。
伦敦/坎布里奇—发达国家面对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所采取的对策是，以短短三个月前还根本无法想象的规模以及大胆和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支持其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
相比之下，值此各国财政和央行行长本周召开半年一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织-世界银行虚拟会议之际，人们将会采取措施强化国际体系。但这与各国在国内采取措施的力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查尔斯·金德伯格等历史学家曾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需要归咎于当时失败的国际合作。而且，即使自那以后人类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协调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往往却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成本之后才开始采取。
在世界大战带来巨大破坏后，才召开了关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则在该地区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后才得到同意。
但2009年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全球金融危机峰会则证明了尽早采取统一行动，限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破坏、维系贸易和支持脆弱新兴市场所带来的价值。
发展中国家将爆发下一轮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或许仍略显谨慎的严峻估计显示，亚洲很可能有900，000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非洲则还要有300，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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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交隔离是西方压制病毒的方式，但发展中国家拥挤的城市和常常过度拥挤的贫民窟加大了隔离的难度。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洗手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人们所面对的选择狭窄而又严酷：冒着患病的危险去上班，或者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挨饿。
但如果疾病在这些地方得不到遏制，最终将会卷土重来——形成第二、第三和第四波——困扰着世界每一个角落。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经济和金融失败同样威胁着所有国家赖以生存的供应链可信度。鉴于规模庞大，新兴市场债务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构成威胁，而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在严重依赖央行的强势援助。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新兴市场债务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
就像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社会需要本周，借用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名言，“竭尽全力”维持正常运转的全球金融系统。值此美国额外借入2万亿美元满足自身需求之际，强行对本以严重承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大规模紧缩政策将会带来悲剧性后果。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需要像各国央行一样积极拓展其借贷业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当前接近零的利率环境导致可能比此前更多地使用杠杆，而且如果现在不能动用储备，那么储备几乎就失去意义了。
2009年，世界银行近三倍拓展了其借贷规模。现在，或许适合设定更宏伟的目标，同时大规模增加补贴贷款，因为富裕国家实行低利率导致借贷成本降低了许多。除减轻债务利息支出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借其1，5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与各国央行之间的信贷额度网，应当准备发放高达1万亿美元的借款额度。
其次，如果要抓住时机扩大使用被称之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那么这个时机就在眼前了。如果要使全球货币与富裕国家的国内货币扩张保持平衡，那么就迫切需要增加远超1万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额度。
第三，如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金融支持最终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债主而非民众，那么这样的结果既可笑也是悲剧性的。危机爆发之前的国家债务必须在国际金融议程上首当其冲。我们应当立即达成一致，一旦我们搞清楚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将会在捍卫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新增投资前景的同时，在其国内推行那种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系统性对策。
但是最直接、同时规模最大的短期支持可以来自免除由国际发展协会支持的76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即将支付的债务。
现有建议是由债权国提供双边债务偿付6~9个月的停顿，总成本为90~130亿美元。但上述提议的时间跨度和涉及债权人范围都是有限的。
我们建议，免除今明两年内超过350亿美元的官方双边债权国债务，因为这场危机显然无法在6个月内解决，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有一定确定性的支出计划。
在这个问题上，持有超过1/4双边债务的中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决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是一项颇受欢迎的举措，而且中国的支出已经加快了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现在中国是时候通过免除今明两年的债务偿还，从而在其他债权国面前发挥表率作用。
近20年前，当我们列举理由要为近40个负债累累的穷国减免债务时，几乎所有债务均来自官方双边或多边债主，而很少见到私营部门债务。现在，200亿美元——通常以高利率借入——需要在2021年底前归还给私营部门债主。
就像代表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债主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所承认的那样，私营部门也必须分担痛苦。如果源自我们多边机构帮助最贫困国家的全部资金不是用于医疗保健或消除贫困，而仅仅用来偿还给私人债主，尤其是那些在危机时刻还在继续发放红利的大型美国银行是不公平的。本周召开的部长和行长会议应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动员私营部门拿出一份解决上述债务问题的自愿计划。
就像尽早采取大胆举措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控制疫情一样，过去给我们的教训是，迅速、大胆地采取措施可以最好地避免国际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我们必须立即共同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