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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did Donald Trump win last week’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cisively – winning some three million more votes than his opponent,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 but the Republican Party he now controls gained majorities in both houses on Congress. Given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ult – for both US democracy and global stability – understanding how it came about is essential.
By voting for Republican candidates, working-class voters effectively get to have their cake and eat it, expressing conservative moral preferences while relying on Democrats to fight for their basic economic security. The best strategy for Democrats now will be to permit voters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choice.
urges the party to adopt a long-term strategy aimed at discrediting the MAGA ideology once and for all.
发自纽约—思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一个好办法是将其视作一个快进版的气候变化,因为气候花费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产生的效果传染性疾病只需数天或数周就达成了。这种速度迫使大家全神贯注于此事务,也为我们理解一个互连世界中所存在的风险提供了教益。
对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言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绝对数字(不管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病例数量),而是其变化率。如果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1摄氏度(约合2华氏度)已经足够糟糕,那么温度升高个2、3度或更高就已是极度恶化了。
在疫病大流行上也是如此,即便是增长轨迹上的微小差异也都会引发截然不同的严酷后果。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量正以每天33%的速度增长(美国略低于此,但可能是因为相对缺乏检测)。按照这种速度,今天的十几个病例将在两周内变成500例,再过两周又会膨胀到20000例。
意大利在确认12000人感染后不得不叫停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在更多医疗保健系统逼近崩溃临界点之前我们必须关闭经济活动。在此的重中之重依然是拖慢其增长率。香港和新加坡早在事态失控之前就关闭了学校并实行隔离检疫,因此两地的冠状病毒病例日增长率似乎只有约3.3%。
而复合型增长的关键之处就在于3.3%的日感染率不仅仅是比33%好十倍而已;在三个星期的发展进程中前者的效果要比后者好150倍。在较低的比率下100个病例在这个时间段内不会出现翻倍,而在较高的比率下100个病例将变成30000个。
现在试想一下,据估算在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早期病例中有10~15%是重症,这意味着在低增长情境下只有约20人需要重症监护,而在高增长情境中则有3000人情况危急。这种差异会对卫生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而意大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医院不得不对患者进行分类救治或者将其彻底拒之门外,致使该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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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公共卫生“突破点”就形同于气候变化的“转折点”。在何时何地达到这些点可能都无法确定;但是它们都同样极为真实。同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以及在大多数国家)现在想要遏制都为时已晚,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缓解疫情,紧接着就是要适应现状。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时我们的目标是“抚平曲线”,正如必须“弯折”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曲线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率的小幅迅速下降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回报。
不过要实现这样的削减显然并非易事。关闭学校虽然阻断了疾病传播的其中一条路径,但同时也给父母必须待在家中管教孩子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额外负担。在这方面纽约市决定为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急救人员和公共交通雇员的孩子提供“快取餐”和看护服务的做法堪称重要一步,因为当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因学校关闭而脱岗实际上反而会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净死亡率。
这种权衡指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气候变化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外部性。在这两种危机中,个人的小算盘可能会损害社会的整体福祉。由于健康的年轻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丧生的风险要低得多,所以几乎没理由不去继续通勤上班,并投入“面对面时间”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政府积极介入以改变个人的算计。
试想意大利如果在2月中旬全面停摆(当时该国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还不到30例),那么代价将极为高昂,也会引发公众强烈抗议。但这可以挽救数千条人命,而一场仓促而主动的停摆所产生的总体经济成本肯定会低于另一场更为仓促但被动的行动。正如与意大利实施相反应对措施的香港已经从主动停摆中缓慢恢复了过来。
幸运的是,缓解气候变化并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去叫停经济。但这确实要求从根本上将市场力量从目前的低效高碳发展路径导向另一条高效低碳途径。这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这方面投资的增长以及创新。虽然效果需要等到数年和数十年后才能加以衡量,但是它们却高度依赖于我们当前的举措。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公共政策都不能孤立地运作。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凸显了带薪病假和全民医疗保健的必要性,正如气候危机对绿色就业岗位和制造业投资以及解决环境不平等问题所起到的作用那样。对此坐等一个技术修复方案不是答案。研发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显然非常重要,对清洁能源“登月工程”甚至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对科学的真正投资。
汉语中的“危机”一词由两个字符组成:“危”(危险)和“机”(机会)。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言,机会很可能在于迅速改变行为被证明是可行的。事实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将在今年4月召开有史以来第一届首席作者在线会议。与来自五大洲的300名与会人员网络开会是一个挑战。但这肯定比飞越半个地球更加容易,而高能物理学家们早已实践了许多年。
展望未来,我们大家都必须扪心自问是否正在采取足够的步骤来“抚平病毒传播曲线”,并“弯折”排放物曲线。虽然冠状病毒可能通过引发武汉工厂停工和总体经济不景而减少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一切最终都与发展轨迹相关。为了应对当今的全球危机,我们必须把握住复合增长的数学魔力——这既是诅咒,也是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