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本月早些时候，英国议会宣布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况”，使得英国成为继洛杉矶、伦敦、温哥华和巴塞尔等城市之后首个这样做的国家。此举总结了气候政策的所有失误：政治家们正在制造脱离经济现实并散布恐慌的宏伟宣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无法成为他们声称正在修复问题的解决之道。
政治空谈十分廉价，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仍然极其昂贵而且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归根结底，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地球峰会”以来，人们一直在承诺减排（但这些承诺绝大多数却是空头支票）。
最晚到2050年或者更早将二氧化碳净排放降低到零是由诸如灭绝反叛等环保抗议人士推动并由世界各地政治家，包括几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所认可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上述抗议人士和政治家得到了很多关注，但其提案所附加的成本却远高于几乎所有选民愿意支付的代价。
虽然民调显示人们关注气候变化，而且愿意适度花钱解决问题，但他们却更希望加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岗位和社会支持的投入。例如，多数美国民众愿意每年支付最高200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在中国，上述金额约为30美元左右。英国人不愿削减开车、乘飞机和肉类消费来战胜气候变化。而尽管德国政府如此重视气候行动以至于组建了一届“气候内阁”，但仅有1/3的德国人对以减少全球变暖为目的而引发争议的税收提案持支持态度 。
政界人物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在法国体现得最为显著。政府发誓要在2050年之前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但令人尴尬的是，这已经沦为一个空洞的承诺，因为在伊曼纽尔·马克龙总统领导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举措。那是因为“黄背心”抗议运动上街游行反对政府征收燃油价格附加费，因为那样做对依赖汽车的农村居民打击尤为严重。
法国并非唯一一个无视其崇高承诺的国家。最近的分析表明在已批准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185个国家中，仅有包括阿尔及利亚和萨摩亚在内的17个国家正在实际履行承诺。
实现零净排放不仅需要付出超过民众意愿的成本，而且超出的成本是要以一个数量级来计算的。例如，评估欧盟到2050年减排“仅”80%计划的主要经济模型估计年平均成本至少高达1.4万亿美元以上。而墨西哥截止2050年减排50%的相对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承诺将极有可能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15%造成影响。
由新西兰政府委托编写的研究其到2050年碳中和承诺的一份报告显示，2050年及其后每一年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年度成本将比该国目前的年预算总额还要高。此外，上述估算建立在假定政策尽可能有效实施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成本翻一番也稀松平常。（尽管如此，新西兰政府仍在全力推行相关政策。）
深度减排成本如此之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都完全依赖化石燃料。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的绿色能源替代方案往往无法与化石燃料竞争。因此，迫使民众和企业转向不成熟技术的政策将拖慢经济增长并加剧能源贫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能源转型”比多数人所意识到的要落后得多的原因。目前，太阳能和风能共同提供约1%的全球能源，而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40年，该比例将仅达到 4.1%左右。 比尔·盖茨最青睐的能源专家瓦茨拉夫·斯米尔表示“迅速过渡到零碳社会的说法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他还补充说“即使大幅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也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化石燃料沦为全球能源供应的相对次要因素，到2050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是不可能的。”
今天许多恐慌政治声明和气候抗议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告诉我们，我们仅仅还剩下12年的时间来拯救地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从根本上误解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言论。该委员会被要求制定政策，实现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一基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专门委员会回应称这的确几乎不可能，需要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实现彻底经济转型的目标。
事实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上一份重要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阻止气候变化，由此造成的影响相当于截止21世纪70年代总收入减少0.2~2%——类似于爆发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
我们应当通过将未来绿色能源价格降至化石燃料之下，以便所有人都能承受转型成本来应对气候变化，而非盲目追求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的减排目标。真正的转型需要投资绿色能源研发。
我所领导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此前组建了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探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该专家小组的结论是应大幅增加绿色能源研发开支至全球各国生产总值的0.2％左右。这或许将成为在经济领域解决气候问题不那么痛苦但同时也是更加高效的方法。
宣布“紧急气候状态”能成为新闻头条，从而令政治家和活动人士感觉更好。但忽视经济现实和常识的空洞言论最终却无法帮助地球。
斯德哥尔摩—本月早些时候，英国议会宣布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况”，使得英国成为继洛杉矶、伦敦、温哥华和巴塞尔等城市之后首个这样做的国家。此举总结了气候政策的所有失误：政治家们正在制造脱离经济现实并散布恐慌的宏伟宣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无法成为他们声称正在修复问题的解决之道。
政治空谈十分廉价，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仍然极其昂贵而且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归根结底，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地球峰会”以来，人们一直在承诺减排（但这些承诺绝大多数却是空头支票）。
最晚到2050年或者更早将二氧化碳净排放降低到零是由诸如灭绝反叛等环保抗议人士推动并由世界各地政治家，包括几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所认可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上述抗议人士和政治家得到了很多关注，但其提案所附加的成本却远高于几乎所有选民愿意支付的代价。
虽然民调显示人们关注气候变化，而且愿意适度花钱解决问题，但他们却更希望加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岗位和社会支持的投入。例如，多数美国民众愿意每年支付最高200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在中国，上述金额约为30美元左右。英国人不愿削减开车、乘飞机和肉类消费来战胜气候变化。而尽管德国政府如此重视气候行动以至于组建了一届“气候内阁”，但仅有1/3的德国人对以减少全球变暖为目的而引发争议的税收提案持支持态度 。
政界人物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在法国体现得最为显著。政府发誓要在2050年之前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但令人尴尬的是，这已经沦为一个空洞的承诺，因为在伊曼纽尔·马克龙总统领导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举措。那是因为“黄背心”抗议运动上街游行反对政府征收燃油价格附加费，因为那样做对依赖汽车的农村居民打击尤为严重。
法国并非唯一一个无视其崇高承诺的国家。最近的分析表明在已批准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185个国家中，仅有包括阿尔及利亚和萨摩亚在内的17个国家正在实际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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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净排放不仅需要付出超过民众意愿的成本，而且超出的成本是要以一个数量级来计算的。例如，评估欧盟到2050年减排“仅”80%计划的主要经济模型估计年平均成本至少高达1.4万亿美元以上。而墨西哥截止2050年减排50%的相对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承诺将极有可能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15%造成影响。
由新西兰政府委托编写的研究其到2050年碳中和承诺的一份报告显示，2050年及其后每一年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年度成本将比该国目前的年预算总额还要高。此外，上述估算建立在假定政策尽可能有效实施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成本翻一番也稀松平常。（尽管如此，新西兰政府仍在全力推行相关政策。）
深度减排成本如此之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都完全依赖化石燃料。包括太阳能和风能在内的绿色能源替代方案往往无法与化石燃料竞争。因此，迫使民众和企业转向不成熟技术的政策将拖慢经济增长并加剧能源贫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能源转型”比多数人所意识到的要落后得多的原因。目前，太阳能和风能共同提供约1%的全球能源，而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40年，该比例将仅达到 4.1%左右。 比尔·盖茨最青睐的能源专家瓦茨拉夫·斯米尔表示“迅速过渡到零碳社会的说法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他还补充说“即使大幅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也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化石燃料沦为全球能源供应的相对次要因素，到2050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是不可能的。”
今天许多恐慌政治声明和气候抗议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告诉我们，我们仅仅还剩下12年的时间来拯救地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从根本上误解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言论。该委员会被要求制定政策，实现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一基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专门委员会回应称这的确几乎不可能，需要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实现彻底经济转型的目标。
事实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上一份重要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阻止气候变化，由此造成的影响相当于截止21世纪70年代总收入减少0.2~2%——类似于爆发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
我们应当通过将未来绿色能源价格降至化石燃料之下，以便所有人都能承受转型成本来应对气候变化，而非盲目追求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的减排目标。真正的转型需要投资绿色能源研发。
我所领导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此前组建了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探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该专家小组的结论是应大幅增加绿色能源研发开支至全球各国生产总值的0.2％左右。这或许将成为在经济领域解决气候问题不那么痛苦但同时也是更加高效的方法。
宣布“紧急气候状态”能成为新闻头条，从而令政治家和活动人士感觉更好。但忽视经济现实和常识的空洞言论最终却无法帮助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