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的气候临界点

纽约—像大多数有价值的追求一样，减少碳污染也伴随着成本。如果不是的话，气候变化一开始就不会是个问题——至少从经济角度而言不是问题。但是，气候变化，及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气候行动的直接经济成本已经下降，争论正在转向脱离化石燃料、通往低碳高效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困难。

在经济成本问题上，气候行动正变得越来越负担得起。自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太阳能电池板进入人们的屋顶以来，太阳能光伏（PV）面板的成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暴跌了85%以上，到如今降幅更是超过了99%。因此，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迅速增加，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将再翻两番。太阳能是增长最快的发电来源；风力发电紧随其后。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世界范围内，煤炭仍然是总发电量的王者，石油能源总使用量（包括驾驶、飞行和运输）也是如此。简言之，这就是气候挑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达到新的低点，但较旧、更脏的能源形式仍在普遍使用，而且普遍有需求。最终的结果是明确的，趋势也是如此：绿色转型终将发生。唯一的问题是发生的速度是否能快到足以克服气候不作为的风险。

显然，仅仅着眼于减少碳污染的成本是不够的：必须将其与不缓解候变化的成本进行比较。此外，成本并非也永远不会是平均分配的。 煤矿和内燃机制造商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气候行动成本，而贫困和脆弱的社区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无所作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没有可比性：无所作为的成本远远超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

要了解原因，需要从"碳的社会成本"的角度思考，其包括当今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给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终生成本。计算这个数字并不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气候经济学的"圣杯"——一个能体现大局的数字。计算中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每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实际气候损害，以及通过某一贴现率将其换算为美元现值。

对目前社会碳成本的高度保守的估计是每吨50美元左右。我说"高度保守"，因为这个数字来自一个美国政府机构间工作组，其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在十年前设计的。自那时以来，气候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重新计算这个数字几乎肯定会产生每吨100美元以上的价格。这意味着，对于像匈牙利这样每年排放约5000万吨二氧化碳的国家，将排放量维持在目前水平所造成的损害高达每年50多亿美元，约占其2019年预算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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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碳的社会成本估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真正的成本几乎肯定高于目前的估计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同时，关于削减碳污染的成本的不确定性则指向相反的方向。能源建模者常年高估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从而低估了其部署速度。

原因是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之间有着关键的区别。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市场价格不断波动的大宗商品，而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是价格随时间必然下降的技术。是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尤其依赖于本身具有政治风险稀有金属投入品，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稀缺性将变得更加可控。

公共政策将在这些动态中发挥核心作用，因为它影响到低碳和零碳技术的供需双方，在国内和国际上起到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早行动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有充分的理由，绿色转型不仅被视为能源问题，也被视为地缘政治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从石油国家到"电国家"的历史性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热切支持其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迅速扩张，特别是太阳能光伏电板、电池和风力涡轮机的制造。这种国家赞助本身也伴随着成本，但无可否认，中国的产业政策已使其在一些未来关键技术上实现了全球主导地位。该国目前生产了70%以上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约70%的锂离子电池，以及几乎一半的风力涡轮机。

与此同时，欧盟更注重需求方措施，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定价和监管，以及低碳替代品部署补贴。这两种方法密切相关，补贴往往导致更雄心勃勃的定价政策。

绿色转型伴随着成本；但他们是非常值得的，与无所作为的成本，这些成本不值一提。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不断下降并没有消除气候变化的政治。但他们确实使我们的选择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