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在上个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气候变化是首要议题。青少年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在这个议题上发表铿锵有力的演讲，显示出青年参与者对未来面临的挑战的重视。但他们并非少数派：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中，气候相关问题首次进入前五位。
在企业社会越来越多地承诺向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转变之际，人们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新的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使人们更加关注应该如何管理气候变化，但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全球每年排放超过360亿吨二氧化碳。这是气候科学家认为“安全”排放水平的2.5倍左右：接下来二十年，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140亿吨左右，才能阻止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摄氏度——超过这个阈值,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明显加强。也就是说，每年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吨，但目前的排放量远高于这个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而人类正在取得进展。自2000年初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均排放量都有所下降。但在美国，人均排放量仍维持在15-16吨左右。而欧洲，其人均排放量在十年前就低于10吨，并且此后还取得了新的进展，许多国家人均接近5吨-——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但仍然是目标水平的两倍多。
此外，尽管发达经济体已经减少了排放，但全球总排放量仍在继续上升——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约6至7亿吨。这显示出挑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随着占世界人口约85%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它们的人均排放量也在增加。
如果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经济增长3%以上，在未来20年内想实现年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2.5吨的目标，碳排放强度需要每年下降7.8%。而在零增长的情况下，每年需要下降4.8%。
尽管这一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但起码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因为回报函数是连续的，不管临界点和半不可逆变化如何变动，朝着目标前进仍能获益，即使我们没有完全实现目标。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两个比率的乘积：能源强度（每单位GDP消耗的一次能源量）和能源组合的碳强度（每单位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量）。这意味着，降低全球经济的能源强度依赖于两个工具：提高能源效率和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在这两方面都能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十年前，污染最大的电力来源——煤，是最便宜的。而现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与煤的成本基本一致，而且据许多人估计，即使不考虑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的情况下，清洁能源也会更便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新能源基础设施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时，不再需要在成本效益和环境福祉之间做出选择。
考虑到面临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大量投资于这类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确保这些国家坚持高效率的标准，以及适当的奖励和资金。在创造吸引私人资本的激励措施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同样，减排任务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可以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交通运输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球能源排放量的15%。(在美国，这个数字高达29%，略高于电力。)电动汽车的进步，再加上设计精良、节能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交通部门的总排放量。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全部边际成本纳入我们的经济结构，对加快减排任务的进展至关重要，因为这将为绿色技术、战略和产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通常包括对碳排放定价，要么征税，要么建立一个可交易的碳信用体系。
但这种措施实践起来非常困难。已故环境经济学家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指出，由于我们对需要实现的目标的了解比实现这些目标的边际成本更多，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前者。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建立一个全球碳交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碳信用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直到它们达到一个商定的长期目标。这将产生一个统一的全球碳价格，随着目标的收紧而变动，从而保证了有效和高效的国际减排。
但实施这一制度将需要向各国分配信贷或许可证。或许最公平的方法是基于人均排放量，这意味着可能会有大量的收入从人均排放量高的国家转移到排放量低的国家，或者从富裕国家转移到贫穷国家。然而，这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许多富裕国家在收入、财富、机会和经济安全方面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候。
这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所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对分配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影响将持续阻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议程的进展。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尽管在能源、广泛参与、紧迫感增强和其他一些方面，世界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些积极的影响不足以抵消全球经济增长的消极趋势，也不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减少碳排放量这个任务已经刻不容缓。
米兰——在上个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气候变化是首要议题。青少年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在这个议题上发表铿锵有力的演讲，显示出青年参与者对未来面临的挑战的重视。但他们并非少数派：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中，气候相关问题首次进入前五位。
在企业社会越来越多地承诺向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转变之际，人们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新的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使人们更加关注应该如何管理气候变化，但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全球每年排放超过360亿吨二氧化碳。这是气候科学家认为“安全”排放水平的2.5倍左右：接下来二十年，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140亿吨左右，才能阻止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摄氏度——超过这个阈值,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明显加强。也就是说，每年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吨，但目前的排放量远高于这个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而人类正在取得进展。自2000年初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均排放量都有所下降。但在美国，人均排放量仍维持在15-16吨左右。而欧洲，其人均排放量在十年前就低于10吨，并且此后还取得了新的进展，许多国家人均接近5吨-——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但仍然是目标水平的两倍多。
此外，尽管发达经济体已经减少了排放，但全球总排放量仍在继续上升——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约6至7亿吨。这显示出挑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随着占世界人口约85%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它们的人均排放量也在增加。
如果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经济增长3%以上，在未来20年内想实现年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2.5吨的目标，碳排放强度需要每年下降7.8%。而在零增长的情况下，每年需要下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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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但起码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因为回报函数是连续的，不管临界点和半不可逆变化如何变动，朝着目标前进仍能获益，即使我们没有完全实现目标。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两个比率的乘积：能源强度（每单位GDP消耗的一次能源量）和能源组合的碳强度（每单位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量）。这意味着，降低全球经济的能源强度依赖于两个工具：提高能源效率和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在这两方面都能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十年前，污染最大的电力来源——煤，是最便宜的。而现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与煤的成本基本一致，而且据许多人估计，即使不考虑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的情况下，清洁能源也会更便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新能源基础设施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时，不再需要在成本效益和环境福祉之间做出选择。
考虑到面临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大量投资于这类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确保这些国家坚持高效率的标准，以及适当的奖励和资金。在创造吸引私人资本的激励措施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同样，减排任务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可以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交通运输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球能源排放量的15%。(在美国，这个数字高达29%，略高于电力。)电动汽车的进步，再加上设计精良、节能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交通部门的总排放量。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全部边际成本纳入我们的经济结构，对加快减排任务的进展至关重要，因为这将为绿色技术、战略和产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通常包括对碳排放定价，要么征税，要么建立一个可交易的碳信用体系。
但这种措施实践起来非常困难。已故环境经济学家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指出，由于我们对需要实现的目标的了解比实现这些目标的边际成本更多，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前者。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建立一个全球碳交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碳信用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直到它们达到一个商定的长期目标。这将产生一个统一的全球碳价格，随着目标的收紧而变动，从而保证了有效和高效的国际减排。
但实施这一制度将需要向各国分配信贷或许可证。或许最公平的方法是基于人均排放量，这意味着可能会有大量的收入从人均排放量高的国家转移到排放量低的国家，或者从富裕国家转移到贫穷国家。然而，这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许多富裕国家在收入、财富、机会和经济安全方面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候。
这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所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对分配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影响将持续阻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议程的进展。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尽管在能源、广泛参与、紧迫感增强和其他一些方面，世界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些积极的影响不足以抵消全球经济增长的消极趋势，也不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减少碳排放量这个任务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