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加剧了关于是否需要由新兴国家领导的新一代开发银行来确保金融决定充分考虑环境可持续增长原则的争论。但是，远为重要的是这些原则是否巩固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资本市场的基础。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从目前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致力于设计服务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的金融体系。但它们无法单枪匹马建立真正的包容性、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对于这方面的努力，政策导向投资载体——近几年来，这类机构数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至关重要。亚投行和即将成立的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经营的新开发银行的国际化特征最为明显，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加起来管理着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
主权财富基金也对全球资产市场具有重要影响。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已从2007年的略高于3万亿美元膨胀到今天的7万亿美元。类似地，货币当局也一直在扮演日益积极的角色，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5年的5.5万亿美元左右扩大到今年早些时候的13.9万亿美元。
但这些数字固然巨大，与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30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资金如何配置将决定未来经济的格局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状况。
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用两个关键数据点简洁地总结了我们的状况：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17%，140个注册国家中有116个自然资本存量出现了恶化。换句话说，金融市场正在响应与环境有关的风险和机会，但速度远远不足以停止人类活动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破坏，更不用说扭转这一局面了。
这必须有所改变。需要更迅速、更果断地将融资从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污染性投资引向绿色机会。绿色经济和产业政策至关重要，但仍有欠缺；政策和金融经济的市场失灵也必须纠正。
经合组织国家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但对于推进可持续性作为金融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它们并没有什么兴趣（英格兰银行对于与环境有关的金融业风险的审慎态度是一个显著例外）。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方针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不但面临更紧迫的环境和社会挑战，还采取了关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发展”观。
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工作组刚刚发布了14项宏大的方案以“绿化”中国金融体系。所谓的“绿色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选择调查（Inquiry into Design Options for a Sustainable Financial System）联合组建——最初由40名部长、监管官员、学者和金融活动家组成，并由国际专家支持。如今该工作组已包括100多家机构，共同致力于为每一项方案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
方案涵盖了四大领域。
• 支持绿色投资的国内和国际专业化投资载体。
• 财政和金融支持，包括绿色贷款利息补贴、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激励、设计更加良好的机制以支持绿色企业在股市中披露它们的环境业绩。
• 新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碳排市场、绿色评级体系和绿色投资者网络。
• 法律基础设施，包括更加明确的贷款人责任条款、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信息的披露等。
中国的绿色金融正处于初级阶段，全球范围亦然。幸运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对绿色金融和资本市场政策选择的为期两年的调查，绿色金融运动正在巴西、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赢得动力。
中国的新举动标志着其金融市场发展的新阶段，绿色金融目标将是核心措施而不再只是一个附加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绿色金融将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要素”
发展中国家当前向绿色金融转变的趋势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特别是中国，随着其全球金融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它的措施可以推动世界走向临界点。
而事实上，国际行动——从知识共享到制定合理的标准和监督——对于推进绿色金融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这方面也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有助于推动一个包括央行和其他规则制定者和市场行动者在内的充满活力的非正式网络。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正在其主权信用分析中加入环境风险因素。G-20最近也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考虑潜在的“碳泡沫”——其根源在于，因为没有考虑未来开采和使用极限，市场高估了化石燃料公司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风险。
进步国家的领导和国际合作——再加上国际机构的深度参与——是构建更包容的绿色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条哦见。唯有这样一个体系能够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加剧了关于是否需要由新兴国家领导的新一代开发银行来确保金融决定充分考虑环境可持续增长原则的争论。但是，远为重要的是这些原则是否巩固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资本市场的基础。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从目前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致力于设计服务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的金融体系。但它们无法单枪匹马建立真正的包容性、可持续的全球经济。
对于这方面的努力，政策导向投资载体——近几年来，这类机构数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至关重要。亚投行和即将成立的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经营的新开发银行的国际化特征最为明显，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加起来管理着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
主权财富基金也对全球资产市场具有重要影响。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已从2007年的略高于3万亿美元膨胀到今天的7万亿美元。类似地，货币当局也一直在扮演日益积极的角色，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5年的5.5万亿美元左右扩大到今年早些时候的13.9万亿美元。
但这些数字固然巨大，与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30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资金如何配置将决定未来经济的格局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状况。
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用两个关键数据点简洁地总结了我们的状况：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17%，140个注册国家中有116个自然资本存量出现了恶化。换句话说，金融市场正在响应与环境有关的风险和机会，但速度远远不足以停止人类活动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破坏，更不用说扭转这一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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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须有所改变。需要更迅速、更果断地将融资从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污染性投资引向绿色机会。绿色经济和产业政策至关重要，但仍有欠缺；政策和金融经济的市场失灵也必须纠正。
经合组织国家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但对于推进可持续性作为金融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它们并没有什么兴趣（英格兰银行对于与环境有关的金融业风险的审慎态度是一个显著例外）。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方针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不但面临更紧迫的环境和社会挑战，还采取了关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发展”观。
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工作组刚刚发布了14项宏大的方案以“绿化”中国金融体系。所谓的“绿色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选择调查（Inquiry into Design Options for a Sustainable Financial System）联合组建——最初由40名部长、监管官员、学者和金融活动家组成，并由国际专家支持。如今该工作组已包括100多家机构，共同致力于为每一项方案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
方案涵盖了四大领域。
• 支持绿色投资的国内和国际专业化投资载体。
• 财政和金融支持，包括绿色贷款利息补贴、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激励、设计更加良好的机制以支持绿色企业在股市中披露它们的环境业绩。
• 新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碳排市场、绿色评级体系和绿色投资者网络。
• 法律基础设施，包括更加明确的贷款人责任条款、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信息的披露等。
中国的绿色金融正处于初级阶段，全球范围亦然。幸运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对绿色金融和资本市场政策选择的为期两年的调查，绿色金融运动正在巴西、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赢得动力。
中国的新举动标志着其金融市场发展的新阶段，绿色金融目标将是核心措施而不再只是一个附加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绿色金融将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要素”
发展中国家当前向绿色金融转变的趋势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特别是中国，随着其全球金融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它的措施可以推动世界走向临界点。
而事实上，国际行动——从知识共享到制定合理的标准和监督——对于推进绿色金融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这方面也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环境署的工作有助于推动一个包括央行和其他规则制定者和市场行动者在内的充满活力的非正式网络。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正在其主权信用分析中加入环境风险因素。G-20最近也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考虑潜在的“碳泡沫”——其根源在于，因为没有考虑未来开采和使用极限，市场高估了化石燃料公司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风险。
进步国家的领导和国际合作——再加上国际机构的深度参与——是构建更包容的绿色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条哦见。唯有这样一个体系能够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