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在9月于联合国大会的视频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微提升了中国对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力争使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而非原本的前后——达到峰值。这一提升虽说不大,但与习近平关于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额外声明相结合,足以在气候政策世界中产生一股积极的冲击效应。
数十年来令人瞩目的GDP增长已经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超过其后三个国家(日本,德国和印度)的总和。但外界仍然经常将中国与煤炭依赖,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和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而且确实也是有理有据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称之为近代以来第一个“混合型”超级大国:一个内部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发达状态的全球领导者。而习近平的两阶段气候承诺则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混合身份的。
中国面向2030年的更温和气候展望其实反映了其一直秉承的发展中国家心态。毕竟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现任领导层)仍然保留着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成长的清晰记忆。但随着中国有望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这种心态正在被“大国崛起”的心态所取代,而这也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何计划在欧盟实现碳中和(2050年)的仅仅十年后达成同样的目标。
无可否认,中国的新2060年气候目标目前还只是展望而非法定政策,但预计下几届政府都会认真对待习近平的承诺。
我们不应低估这一任务的艰巨程度。中国当前的目标是从2030年开始每年削减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占全球总量的1/3),相当于在随后30年内每年消除相当于整个法国经济的碳排放。迟早有一天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在各个部门加码推进气候变化减缓工作,特别是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
但我们也有理由去对中国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该国占据了全球风能和太阳能装机总量的1/3以上,并且(截至2019年底)销售了全球近一半的电动汽车。
此外,中国在推广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骄人记录意味着该国最近做出的净零排放承诺将进一步推动当前的全球低碳革命。如果中国决定在氢经济方面大展拳脚,那么欧盟,日本,韩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跟进以维持自身竞争力。
当然,距离2060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全世界都将热切关注习近平的承诺会否在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转化为某些具体措施。如果要在2060年前对整个中国能源行业的投资进行优化,就必须让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尽早到来。而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各省省长——则必须在长期战略利益和碳密集型投资的短期经济利益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
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可以通过将中国纳入一个自愿气候行动联盟来帮助后者前进。该联盟还可能包括承诺会在2050年实现碳以及所有温室气体中和的日本和韩国。
这样的全球努力将使中国的气候政策受益。值得留意的是,中国近期的公告并未提及该国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在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上马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尽管该倡议已开始对可再生能源导入更多投资,但迄今为止中国在该倡议下的大部分投资依然与化石燃料相关。
这意味着那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既是东道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责任。因此该倡议投资的绿色化进程需要双方——即使不是全球性的——共同推动。令人鼓舞的是,乔·拜登(Joe Biden)最近的胜选可能预示着当前去全球化趋势的逆转,这不仅可以稳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可以促进世界许多地区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
此处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却一直被忽略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而习近平在许下自身气候承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一点。加入巴黎协议后,中国协助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留下了气候政策方面的政治遗产以换取更为平和的中美关系。但尽管拜登已承诺会在上任第一天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但中国领导人感觉到美国当前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意愿并不大。
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在不要求美国(或欧盟)做出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大刀阔斧地升级了其长期气候蓝图。通过这一举措,它坚定地遵循了欧盟所奉行的政策,并使拜登处于尴尬境地。随着美国公众的内部分裂以及气候科学的政治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本身并无法使美国成为国际气候政治的可靠参与者。
同时,中国则是几乎占全球总量30%的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习近平的新承诺是一项精心谋划的战略举措,不仅使国内外各界都为之惊讶,而且大大推动了中长期全球气候议程。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6月宣布计划撤出巴黎协定后,欧盟曾经短暂而孤独地承担过一个气候领导者的角色。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加入其行列,但欧盟(与其他国家一样)尚未使其气候中和目标具备法律约束力。中国雄心勃勃的承诺现已将球传回了欧洲手中。欧盟应该在中国启程的地方继续前进,并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于2020年底届满)使其2050年气候承诺成为法律。
发自北京—在9月于联合国大会的视频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微提升了中国对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力争使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而非原本的前后——达到峰值。这一提升虽说不大,但与习近平关于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额外声明相结合,足以在气候政策世界中产生一股积极的冲击效应。
数十年来令人瞩目的GDP增长已经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超过其后三个国家(日本,德国和印度)的总和。但外界仍然经常将中国与煤炭依赖,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和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而且确实也是有理有据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称之为近代以来第一个“混合型”超级大国:一个内部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发达状态的全球领导者。而习近平的两阶段气候承诺则反映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混合身份的。
中国面向2030年的更温和气候展望其实反映了其一直秉承的发展中国家心态。毕竟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现任领导层)仍然保留着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成长的清晰记忆。但随着中国有望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这种心态正在被“大国崛起”的心态所取代,而这也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何计划在欧盟实现碳中和(2050年)的仅仅十年后达成同样的目标。
无可否认,中国的新2060年气候目标目前还只是展望而非法定政策,但预计下几届政府都会认真对待习近平的承诺。
我们不应低估这一任务的艰巨程度。中国当前的目标是从2030年开始每年削减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占全球总量的1/3),相当于在随后30年内每年消除相当于整个法国经济的碳排放。迟早有一天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在各个部门加码推进气候变化减缓工作,特别是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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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有理由去对中国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该国占据了全球风能和太阳能装机总量的1/3以上,并且(截至2019年底)销售了全球近一半的电动汽车。
此外,中国在推广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骄人记录意味着该国最近做出的净零排放承诺将进一步推动当前的全球低碳革命。如果中国决定在氢经济方面大展拳脚,那么欧盟,日本,韩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跟进以维持自身竞争力。
当然,距离2060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全世界都将热切关注习近平的承诺会否在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转化为某些具体措施。如果要在2060年前对整个中国能源行业的投资进行优化,就必须让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尽早到来。而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各省省长——则必须在长期战略利益和碳密集型投资的短期经济利益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
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可以通过将中国纳入一个自愿气候行动联盟来帮助后者前进。该联盟还可能包括承诺会在2050年实现碳以及所有温室气体中和的日本和韩国。
这样的全球努力将使中国的气候政策受益。值得留意的是,中国近期的公告并未提及该国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在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上马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尽管该倡议已开始对可再生能源导入更多投资,但迄今为止中国在该倡议下的大部分投资依然与化石燃料相关。
这意味着那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既是东道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责任。因此该倡议投资的绿色化进程需要双方——即使不是全球性的——共同推动。令人鼓舞的是,乔·拜登(Joe Biden)最近的胜选可能预示着当前去全球化趋势的逆转,这不仅可以稳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可以促进世界许多地区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
此处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却一直被忽略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而习近平在许下自身气候承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一点。加入巴黎协议后,中国协助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留下了气候政策方面的政治遗产以换取更为平和的中美关系。但尽管拜登已承诺会在上任第一天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但中国领导人感觉到美国当前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意愿并不大。
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在不要求美国(或欧盟)做出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大刀阔斧地升级了其长期气候蓝图。通过这一举措,它坚定地遵循了欧盟所奉行的政策,并使拜登处于尴尬境地。随着美国公众的内部分裂以及气候科学的政治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本身并无法使美国成为国际气候政治的可靠参与者。
同时,中国则是几乎占全球总量30%的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习近平的新承诺是一项精心谋划的战略举措,不仅使国内外各界都为之惊讶,而且大大推动了中长期全球气候议程。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6月宣布计划撤出巴黎协定后,欧盟曾经短暂而孤独地承担过一个气候领导者的角色。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加入其行列,但欧盟(与其他国家一样)尚未使其气候中和目标具备法律约束力。中国雄心勃勃的承诺现已将球传回了欧洲手中。欧盟应该在中国启程的地方继续前进,并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于2020年底届满)使其2050年气候承诺成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