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碳关税

发自阿维尼翁——今年1月，3554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前美联储主席和2位前财政部长）提出了一项以往会被视为异端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将国内碳价格与“边境碳调整系统”结合起来。通过支持多项能够反映主要进口产品中碳密度的关税，他们打破了国家环境政策不应妨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自由市场正统观念。

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没有碳关税，对产业“竞争力”的忧虑将继续限制对抗有害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

脱碳化进程的根本障碍来自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即其成本虽然分摊到每个最终消费者身上都微不足道，但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却是极为巨大的。正如能源转型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可完成的任务》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到2050年左右实现全球经济全面脱碳的技术业已存在，实施起来对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也非常小。如果汽车制造中使用的所有钢都是以零碳方式生产的，那么一辆常规车辆的价格将增加不到1％。让所有脱碳困难部门——钢铁，水泥和化学品等重工业以及长途运输（货运，航空和航运）——实现脱碳的总成本不会超过全球GDP的0.5％。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政策制定者没有理由不去采取能够推动零碳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是从一家企业的角度看来，脱碳的成本却犹如一座大山。生产零碳钢会让总生产成本增加20％，生产零碳水泥可能会使水泥价格翻倍。因此在竞争对手并未面临同等限制的情况下，任何承诺零碳排放或者出于监管或碳定价而被迫这样做的任何单个钢铁或水泥公司就可能被迫停业。

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阻碍了有效利用清晰明确的碳价来推动脱碳的进程。几乎所有认可气候科学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碳排放税或在排放交易计划中设定的价格必然会是任何最优政策反应的组成部分。但即便在已经采用这种理论上可行政策的地方——比如在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内——碳价格无论在调控还是直接补贴可再生能源从而推动脱碳方面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其原因要么是碳价过低而无法产生重大影响，要么是某些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得到了豁免。而那些软弱无力的政策都反映出人们担心更高的碳价和更全面的产业覆盖将使本国产业在面对缺乏这类政策国家的进口产品时缺乏竞争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应对措施就是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的关税同盟中实施碳税的同时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中包含的每吨碳征收相同的关税，同时与对本地出口商的碳退税相结合。当我在十年前担任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时就曾这种可能性组织了辩论。但它遭到了一面倒的反对。有人声称这些政策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原则上是不可取的，并且会围绕着每个国家所希望实施的环境优先事项激发出针锋相对的增加关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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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成功地利用了其他政策杠杆去推动可再生电力系统的大规模部署，并因此推动成本大幅下降。但在工业部门，潜在替代性脱碳路径的多样性以及不同路径在不同状况下各有优劣的事实致使我们有必要去利用价格机制来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最低成本解决方案搜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解决竞争力问题。

这就是为何能源转型委员会的《可完成的任务》报告主张在政策制定者的工具包中纳入边境碳调整措施（碳关税），以及为什么多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目前正在论证美国境内的碳价格，并与针对进口出口货物碳含量的边界调整措施相结合。这样的方案“将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并惩罚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

但是尽管经济学家们用能在美国发挥良好作用的语言来阐述其论点，但是如果美国选择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搭便车者，那么该政策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试图保护本国行业免遭美国碳密集型进口货物冲击的国家。。

实际上，任何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都不应将这一政策提案视为对其经济的威胁。如果某个国家对每吨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50美元税赋，在对进口产品征收相同的边境税的同时为出口商提供退税，那么其他任何采取同样措施的国家将使其产业置于两国引入该政策之前的同样相对竞争地位。同时两国的企业都将面临一个有效的碳价格。

事实证明，针对碳定价的全球政治协议极难实现。但碳关税可以释放出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决策来推动有利的“优势争夺”，最终使得全球都实施一套大致相当的碳价格方案。

有时候我们应该跳出思维上的禁区。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一个时机已到的理念，也可以在推动于本世纪中叶在技术和经济上实现零碳经济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