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哥本哈根 ——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常常令许多环保分子感到沮丧，因为在遏制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我指出除了试图说服政府强制或诱使市民降低对燃料（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的依赖之外，其实还有许多更好的方法能达到目的。而我认为以减少碳排放为核心的治疗方案所产生的危害比病症本身还要大 —— 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方案所产生的成本要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所带来的成本要高昂得多 —— 的观点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反问我，“我们可是在讨论世界末日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差 —— 或代价更大呢？”
他们的话也有点道理。如果咱们面对的真是阿尔 · 戈尔最近所说的那样，“一场超乎想象的灾难，并要立即采取大范围的预防措施来保卫我们所熟知的人类文明”的话，那么我们的确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全球变暖。但问题是，威胁真的那么严重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在主流气候科学家所构想的最差的情况下 —— 远超公认的气候模型的预测 —— 也没有戈尔尝试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差。比如说，即使海平面上升 5 米（这一数据可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所估计的数据高出 8 倍，比现实可能出现的数据也要高出 2 倍）也不会把全人类给淹没了，甚至连淹没大部分人类都谈不上。
当然，假如海平面真的上涨那么多也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约 4 亿人会受到影响， 1500 万人将被迫要迁徙，并且必须支付庞大的费用来保护其余的同胞。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据估计，灾难过后，我们重新适应环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少于全球 GDP 的 1 ％。换句话说，无法控制的全球变暖的代价虽然是很高，但也是有数的。
按照最优的全球变暖经济模型估算，当前我们每向大气排放 1 吨的二氧化碳就会对环境造成大约相当于 7 美元的损害。这意味着我们得准备花费庞大的费用来遏制全球变暖，但任何超过 7 美元 / 吨的方案在经济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知道这一理念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他们争辩说，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应对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严重问题的方案，我们怎么能因为费用太高而难以执行呢？
但我们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办事的。有许多解决严重问题的方案都没有执行，或者只是部分地执行，原因正是因为实施这些方案的成本比其所能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
例如，据统计每年都有 120 万人因交通事故丧生。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挽回 5000 亿美元的损失并消除人们无以言表的悲痛，只需在各地把车速都限制在 5 公里每小时就行了。
我们无疑不会那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开快一点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了所带来的成本。出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要求严格按照低于 5 公里 / 小时来驾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 不可接受到了我们宁愿忍受数百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作为代价来换取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程度。
让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一下国防安全。一方面，在反恐措施上投入越多（以及我们愿意忍受越多的不方便），我们就越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尽管大家都无法接受恐怖袭击，但在为保障我们生命安全支付的费用以及我们愿意忍受的不方便的程度上，显然还是有个限度的。
为什么在交通安全和反恐问题上，我们愿意权衡解决方案的利弊，而在设计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上却不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能体验到过度的交通管制或安全保障措施的负面影响，而低效的气候政策的负面影响却更为模糊而不为我们所感知。我们不应该拒绝比较气候方案的利弊，因为低效的气候方案所带来的风险与超乎预计的气候灾害所带来的风险理应受到同等的重视，甚至更多才对。
还记得生物燃料是怎样被认为会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吗？事实上，人为推高对甲醇（以及制造甲醇用的玉米）的需求将拉动食物价格的上升（这将把大约 3000 万的贫苦大众推向营养不良的深渊）。同时也将侵占更多的耕地，从而直接导致热带雨林消失，并在总体上导致在下一个 100 年里更多排放出二氧化碳。
生物燃料的教训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对全球变暖做出了错误的反应，那我们将要承担使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们 —— 那些将完全承受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们 —— 愈加贫穷的风险。
如果我们打算就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开启一次有建设性的对话，就需要抛弃自身对那些遥不可及的世界末日的死脑筋，代之以直面这一挑战的真实成本的现实主义精神。
比约恩·隆伯格是哥本哈根共识研究所主管，哥本哈根商学院客座教授 , ，同时是《降温：持怀疑论环保主义者的全球变暖指南》一书的作者
发自哥本哈根 ——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常常令许多环保分子感到沮丧，因为在遏制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我指出除了试图说服政府强制或诱使市民降低对燃料（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的依赖之外，其实还有许多更好的方法能达到目的。而我认为以减少碳排放为核心的治疗方案所产生的危害比病症本身还要大 —— 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方案所产生的成本要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所带来的成本要高昂得多 —— 的观点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反问我，“我们可是在讨论世界末日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差 —— 或代价更大呢？”
他们的话也有点道理。如果咱们面对的真是阿尔 · 戈尔最近所说的那样，“一场超乎想象的灾难，并要立即采取大范围的预防措施来保卫我们所熟知的人类文明”的话，那么我们的确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全球变暖。但问题是，威胁真的那么严重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在主流气候科学家所构想的最差的情况下 —— 远超公认的气候模型的预测 —— 也没有戈尔尝试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差。比如说，即使海平面上升 5 米（这一数据可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所估计的数据高出 8 倍，比现实可能出现的数据也要高出 2 倍）也不会把全人类给淹没了，甚至连淹没大部分人类都谈不上。
当然，假如海平面真的上涨那么多也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约 4 亿人会受到影响， 1500 万人将被迫要迁徙，并且必须支付庞大的费用来保护其余的同胞。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据估计，灾难过后，我们重新适应环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少于全球 GDP 的 1 ％。换句话说，无法控制的全球变暖的代价虽然是很高，但也是有数的。
按照最优的全球变暖经济模型估算，当前我们每向大气排放 1 吨的二氧化碳就会对环境造成大约相当于 7 美元的损害。这意味着我们得准备花费庞大的费用来遏制全球变暖，但任何超过 7 美元 / 吨的方案在经济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知道这一理念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他们争辩说，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应对诸如全球变暖这样的严重问题的方案，我们怎么能因为费用太高而难以执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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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办事的。有许多解决严重问题的方案都没有执行，或者只是部分地执行，原因正是因为实施这些方案的成本比其所能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
例如，据统计每年都有 120 万人因交通事故丧生。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挽回 5000 亿美元的损失并消除人们无以言表的悲痛，只需在各地把车速都限制在 5 公里每小时就行了。
我们无疑不会那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开快一点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了所带来的成本。出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要求严格按照低于 5 公里 / 小时来驾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 不可接受到了我们宁愿忍受数百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作为代价来换取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程度。
让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一下国防安全。一方面，在反恐措施上投入越多（以及我们愿意忍受越多的不方便），我们就越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尽管大家都无法接受恐怖袭击，但在为保障我们生命安全支付的费用以及我们愿意忍受的不方便的程度上，显然还是有个限度的。
为什么在交通安全和反恐问题上，我们愿意权衡解决方案的利弊，而在设计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上却不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能体验到过度的交通管制或安全保障措施的负面影响，而低效的气候政策的负面影响却更为模糊而不为我们所感知。我们不应该拒绝比较气候方案的利弊，因为低效的气候方案所带来的风险与超乎预计的气候灾害所带来的风险理应受到同等的重视，甚至更多才对。
还记得生物燃料是怎样被认为会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吗？事实上，人为推高对甲醇（以及制造甲醇用的玉米）的需求将拉动食物价格的上升（这将把大约 3000 万的贫苦大众推向营养不良的深渊）。同时也将侵占更多的耕地，从而直接导致热带雨林消失，并在总体上导致在下一个 100 年里更多排放出二氧化碳。
生物燃料的教训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对全球变暖做出了错误的反应，那我们将要承担使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们 —— 那些将完全承受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们 —— 愈加贫穷的风险。
如果我们打算就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开启一次有建设性的对话，就需要抛弃自身对那些遥不可及的世界末日的死脑筋，代之以直面这一挑战的真实成本的现实主义精神。
比约恩·隆伯格是哥本哈根共识研究所主管，哥本哈根商学院客座教授 , ，同时是《降温：持怀疑论环保主义者的全球变暖指南》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