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受阻

伦敦—对世界各地的政府来说，“黄马甲”给遏制气候变化的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圣诞节前，黄马甲示威给法国造成了好几个星期的破坏。面对街头暴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取消了提高柴油税的计划。其他国家的官员也会引起注意，而汽车和石油行业游说者正在敦促他们保持谨慎——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许多示威者显然并非反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在这场自下而上、迥然相异的街头运动中，众多要求之一是提高航空燃料而非柴油税。参与者表示，解决气候变化的行动是在让最无力承担成本的人掏腰包。

他们这么说很有道理。马克龙的政策是不提高碳税的完美例子。它的实施有欠考虑其对收入分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马克龙的政策是逐渐提高汽油和柴油税，同时额外短期提高柴油税，以反映其负面的地方污染效应。这，加上原油价格的上涨，到11月已导致法国柴油价格较一年前升高16%。在2019年1月进一步增税有可能让柴油价格涨幅达到23%。

这对于现有汽车的所有者来说是大幅上涨，他们无法马上换车。而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居民，他们的通勤距离往往较长，有没有那么多公共交通可以选择。此外，这些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的好处并不如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那么重要。

对示威者来说，这些政策来自不接地气的大都市精英，他们中有很多成员刚刚享受到财富税的大幅削减——此项政策因为商界领袖在普罗旺斯艾克斯戏剧节（Aix-en-Provence Opera Festival）期间成功游说财政部长而成行。难以想象有什么方针能够比这项政策更加不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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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决策精英们必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避免令他们的全球化方针发生扭曲的覆辙。经济模型告诉我们，更加自由的贸易和移民会带来全球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但可靠的经济学应该还告诉我们，有赢家必有输家，而输家——即潜在的民粹主义选民——常常集中在恰好也是黄马甲运动主干地区的小城镇和农村。

类似地，分析告诉我们，到2060年实现零碳经济的成本不到全球GDP的1%，其对消费物价的平均影响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个全球总计额和价格平均值之内，重要的分配和转移效应需要我们谨慎管理。

高碳价是驱动减排、遏制有害气候变化的关键政策。欧洲汽车燃料效率远高于美国，这便是显著更高的汽油和柴油税的体现。在钢铁、水泥和化工等行业，我们需要碳价推动市场促使的最廉价减排研究。在航空业，常规飞机燃料价格的上涨将促进快速开发绿色替代品。但要克服政治阻力、避免负面分配效应，需要有想象力的政策设计。

应该考虑三个前进方向。

首先，要让碳税受到欢迎，碳税的经济收益必须让所有公民看得见。未来的任何汽油和柴油税的增加，或来自整个经济的碳价的收入，其大部分都应该用于“碳红利”。如果这笔红利能够平等地分给所有公民，就能够抵消新税收可能造成的累退效应。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具体的分配效应和公平感。黄马甲运动的要求意味着，他们日常通勤所使用的柴油税显著重于商界领袖今年1月前往达沃斯的飞机燃料税，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全球商界精英认真对待气候变化行动，就应该支持签订国际协议，在常规飞机燃料上加上碳价，不管是通过直接税还是通过逐步提高零碳生物或合成燃料的比例的绿色燃料要求实现。如果无法达成国际协议，他们也应该支持单方面的国内行动。

第三，政府必须谨慎管理提高碳价的过渡期，特别是在税收与波动的商品价格互相交织的时候。不出十年，向更高效的电动汽车的转型几乎肯定能够拉低公路交通成本，给农村和小城镇汽车所有者带来比城市居民更大的收益。而更高的燃料税能够加快向这一目标过渡。但是，正如一些法国示威者所说，他们的关注点是“这个月月底”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十年后的收益。

因此，政府应该明确关注总价格上涨的节奏。计划中的上涨应该是逐步的，并要提前很久就宣布，如果石油价格（从而税前燃料成本）出现急剧上涨，应该推迟执行。法国在区区15个月内柴油价格就有可能上涨15%，这应该被解读为政治预警；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并不一定要求如此迅速的价格上涨。

当然，具体的政策组合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制定；但如果不采取比法国所尝试更加深思熟虑的方针，解决气候变化的行动就将大受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