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淡脱欧之路的最佳方案

纽约—于本月发生的英国大选确定了脱欧事宜，还结束了劳动党领袖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对“极端社会主义”的愿望。 科宾在大选中的败退，给委内瑞拉经济模式的所有反对者带来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动，规之；恒动，税之；止动，资之。英国幸免了代价昂贵的五年改道。也就并不奇怪市场竟能继保守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得以喘息。

可以肯定的是，总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经济政策计划”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亲市场，小政府”传统模式相距甚远。他主张政府增加支出，增加征税，并针对市场和产业进行民粹主义干预。然而尽管如此，约翰逊的经济政策计划仍远没有科宾提出的主张的激进性。

约翰逊现在必须执行他长期以来所倡导的脱欧计划。欧盟退出协议主要围绕着四个问题：英国未来对欧盟的财政贡献；欧盟公民在英国的待遇/英国公民在欧盟的待遇；北爱尔兰在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上的位置；以及欧洲法院持续的管辖权。

脱欧过渡期预计需要持续到2020年12月31日。然而，关于在过渡期结束之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经济，政治关系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我们无法预计。同时，与其它非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未来的贸易关系也仍不确定。尽管约翰逊明确表示过渡期不会延期，但考虑到他未能实现在2019年10月31日前脱欧的承诺（基于没有花费任何政治成本的事实），关于脱欧还是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毕竟，这种随时可以撤销的“政治宣言”只是表达主张人的愿望，并无法律约束力。关于未来欧盟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尚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协商（首轮协商定于2020年3月1日）。

大多关于贸易方面的协商还将花费数年时间来完成。就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广泛经济及贸易协定》（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而言，该协定签订与2016年10月31日，此前经过了十余年的谈判（若该协定的谈判程序的启动时间追溯至2004年3月——新《加拿大-欧盟加强贸易和投资协议》（Canada-EU Trade and Investment Enhancement Agreement）的框架的达成时间）。尽管《广泛经济及贸易协定》的签署国临时批准了协定的大部分条款，但是协定本身至今仍未生效。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关税和配额只是冰山一角。关于贸易，仍存在了除关税和配额意外的需要其它可见和不可见的障碍，包括法律法规，以及其它诸如行政，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障碍。即使除去关税和配额不谈，补贴、税收、反倾销立法、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和汇率操纵也才妨碍贸易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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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贸易保护主义常常伪装成劳动、食品、环境和植物检疫标准，或成为对当地内容需求、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气候政策、争议解决或人权的论证。在捏造保护主义壁垒上，人类的才智才似乎总是无穷的。如1982年10月，法国政府要求所有进口的日本VCR须通过普瓦捷进入该国，而普瓦捷距离最近的主要港口有数百英里。这种与关税无关的贸易壁垒一直延续到了1983年4月。

然而，存在着广泛不确定性的不仅仅只是英国面向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布局。更在于英国与非欧盟的第三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这种贸易关系的协商中，英国将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地位（相对于脱欧前），不再是当初作为28个成员国之一来进行谈判。

部分脱欧拥护者认为可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目标。然而，约翰逊其实没有可靠的论点来支持他的承诺（或者说是威胁），从而将英国转变为一个解除管制的低税天堂。不同于“新加坡模式”，约翰逊的愿望是让英国成为一个大政府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国家。不过顶多也只有金融领域会采取约翰逊提出的这种管制方法。

若要达成这一目标，监管套利也许会极大地改变投资和保险业的游戏规则，两个行业目前分别受到欧盟MiFID II和Solvency II框架的约束。伦敦金融城无疑会失去来自欧盟竞争者的业务，但同时英国可以通过立法和解除管制来吸引来自整个欧洲，甚至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区域的新的业务。对于汽车行业等关键领域，我对其现行的税收和管制体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在2021年前完成转变以维系自身的竞争力表示怀疑。

在欧盟的四个基本自由原则中，人员流动自由的结束将很大可能给英国经济的供应端造成最为严重且持久的破坏。同样，从原则上说，英国仍有可能通过开明的，面向全球的移民政策，依照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模式来减少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损失。然而，问题在于脱欧后的英国的政治均衡不大可能能够生成有效的积分制移民政策，更不可能吸引优秀的海外留学生。

英国没有按科宾的愿景发展。但是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协商与政策实施，英国仍在这条道路上举步维艰。是否能够为这条惨淡的脱欧之路找到最佳方案，仍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