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 Bildt was Sweden’s foreign minister from 2006 to 2014 and prime minister from 1991 to 1994, when he negotiated Sweden’s EU accession. A renowned international diplomat, he served as EU Special Envoy to the Former Yugoslavia,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 UN Special Envoy to the Balkans, and Co-Chairman of the Dayton Peace Conference. He is Co-Chair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发自墨尔本—无论参照任何标准,澳大利亚都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距甚远。悉尼比新加坡更靠近南极。从华盛顿特区或布鲁塞尔直飞堪培拉的航班目前仍然超出我们的技术能力;整个行程总得要在某处转一趟机。
但无论如何地理问题早已不如从前般重要了。澳大利亚也许偏远,但对这个世界来说却举足轻重。事实上该国已经成为了两大全球性挑战的前沿阵地——这些挑战即将在未来几十年间左右整个国际议程。在这个国家呆上几天,你会很快意识到其政治议题基本都跟中国和气候变化有关——有时则是两者的结合。而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境况。
澳大利亚或许是全球民主国家中最依赖中国的那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净出口国(中国是其最大客户),它比其他许多国家更依赖化石燃料的出口。而随着气候变化的现实成本终于降临,它所遭受的损失也必将比其他国家更多。
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的经济在工业化国家中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增长,从未出现过衰退。澳大利亚政府实施改革放开经济之时恰好也是中国开始迅速崛起之际。凭借其丰富的能源及各类资源储备,澳大利亚得以在30年间乘着中国需求增长的浪潮一路向前。
这种搭配真是再好不过了。由于两国在地理上相对接近,中国游客和移民开始涌向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成为各所大学的主要生源。资金一直滚滚而来,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也开始相应上涨。
但渐渐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变得有点咄咄逼人。于是媒体开始揭露中方在澳大利亚动用各种手段换取政治影响力的疑似企图,也引发了关于澳大利亚大学课程是否应当回避某些可能激怒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议题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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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澳大利亚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会使国家变得脆弱。至此以后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着手应对这一威胁。2018年8月,该国成为第一个表态不允许中国供应商参与其未来5G网络建设的西方国家(尽管政府声明中并未明确提及任何国家,但其含义已经相当明显)。
中国领导人对此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尽管经济联系似乎未受影响,但至此以后双边高层往来基本遭到冻结。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越来越感到不安。中国的资金会继续自由流入吗?该政权会否像以前对待日本和韩国那样,开始把澳大利亚的经济依赖变为手中的武器?
在这些新压力之下,澳大利亚越来越倚仗与美国的安保关系。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目前尚不清楚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应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倘若它得罪了任何一方——甚至同时惹恼了两大势力——其漫长的经济蜜月期可能就会走到尽头。
而气候政策方面的挑战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尽管澳大利亚历任总理都在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和气候议程方面无所作为,而现任澳大利亚政府却被指责在此问题上缩手缩脚。对此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在议会中挥舞一块煤以示对这类指责不以为然(此举是想表态捍卫本国煤炭工业)。但在经历了这个空前山林大火四处蔓延的漫长“黑色夏天”后,估计他也不太可能重复这种表演了。
正如澳大利亚必须解决自身对中国的危险依赖一样,它也必须开始认真对待气候变化,这两个难题都不存在什么轻而易举的政策解决方案,而其他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无法摆脱类似的困境。
澳大利亚的经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都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就是那只煤矿坑道里的金丝雀。各地的决策者和政治领导人都需要对中国崛起和地球变暖带来的风险进行实打实的评估;我们都必须开始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虽然目前只有澳大利亚要直面这两个重大问题,但我们其余的人很快也会落入同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