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康涅狄格州纽顿市20名儿童、7名成人遇害惨案骇人心魄，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反应。美国似乎陷入了大规模枪击杀人的怪圈，光是今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一起。在美国，得到枪支易如反掌，这导致与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富裕社会相比，美国的谋杀大案率较高。美国必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其他国家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发生过数起大规模枪击案。1996年的特别重大杀戮事件后，新任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宣布，够了已经够了（enough was enough）。他严厉打击枪支保有，强迫潜在持枪者走严格的申请程序，且必须说明需要持枪的原因。
如今，澳大利亚的持枪条件十分严格，注册和批准程序长达一年或以上。霍华德政府还实施了严格的“回购”政策，允许政府收购已被公众所拥有的枪支。
这一政策起到了效果。尽管澳大利亚的暴力犯罪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但谋杀案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1996年之后再未发生过死亡人数三人或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时间（3人死亡是很多研究中所定义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标准）。而在打击枪击保有之前，18年中澳大利亚发生了13起大规模杀戮事件。
但在美国，尽管今年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人们仍然拒绝采取行动：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大屠杀、密尔沃基锡克教社区和俄勒冈州购物中心枪击案，以及纽顿市一年级学生和教工血腥大屠杀之前所发生的多起案件。枪支游说集团在美国仍然势力强大，政客不敢得罪他们。2011年，国会议员吉福斯（Gabrielle Giffords）遭遇枪击，这使得政客们甚至害怕自己也成为目标。
毫无疑问，即使控制了收入水平和教育等显而易见的因素，某些社仍比其他社会更具暴力倾向。美国杀人率大约是可比西欧社会的四倍，而拉美的杀人率比美国还高（比收入水平相当的亚洲高得多）。美国和拉美杀人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的暴力有其历史根源。美国和拉美国家都是“被征服”社会，是由欧洲人统治的多种族社会。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土著被欧洲征服者及其子孙后代赶尽杀绝，部分是通过疾病，但也有战争、饥饿、被迫迁徙和强制劳动的因素。
在美国和许多拉美国家，蓄奴也是大规模暴力的助长原因。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经常被杀致死。
美国还形成了一种带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信念：拥有枪支是抵抗暴政的关键手段。美国诞生在公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霸权的过程中。公民组织军队抵抗暴政的权利因此成为美国建国的基础性思想，被写进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第二修正案规定，由于国家需要治理有方的军队，因此人民有权利拥有武器。
公民建军权已经过时，因此如今搬出第二修正案的持枪者捍卫的只是个人枪支拥有权，看起来好像这样能够提供抵御暴政的保护。鲁莽的右倾最高法院也站在持枪者一边。于是持枪权与大规模持枪自由的美国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如今，美国人并没有得到自由的保护，反而经受着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恐慌。持枪保证自由的说法尤其荒谬——世界上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早就撤消了私人枪支拥有权。在霍华德枪支管制改革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出现暴君。
简言之，21世纪的自由并不取决于受管制的持枪权。事实上，美国的枪文化已是自由的威胁——近几十年来，总统、参议员、公众领袖都被枪杀过，更有数不清的刺杀官员事件发生。
但美国枪文化仍然无处不在，且鲜有报道。美国接二连三遭遇枪击灾难，而在几乎每一次枪击案中，政客都会誓言旦旦地表示将继续打击不受管制的枪支持有。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到底拥有多少枪。据估计，枪支数量在2.7亿枝，平均人手一把。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47%的家庭在家里藏着枪。
纽顿的枪击事件不但可怕可悯，而且反映了日趋常见的模式——心理学家和精神专家已有深入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杀戮式自杀（murder-suicide）。孤独者——往往有偏执倾向——将这种可怕的行为作为自杀过程的一部分。他们精心计划和实施针对无辜群众的大规模屠杀，目的是报复社会，然后光荣地自我了断。
凶犯并不是顽固不化的罪犯；许多人都没有犯罪记录。他们是可怜的精神错乱者，常常在精神异常中苦苦挣扎。他们需要帮助——而社会需要让枪支远离他们。
过去30年来，美国已经经历了30次大规模枪击，包括今年所发生的12次；每一次惨案都会让许多家庭陷入悲剧。而每一次，枪支拥有着都在叫嚣，如果他们无法买到攻击性武器百发装子弹，自由就会被剥夺。
纽顿血案是叫停这一枪支狂热的良机。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给美国树立了榜样：管制和限制持枪和用枪的批准。美国的真正自由取决于明智的公共政策。
纽约—康涅狄格州纽顿市20名儿童、7名成人遇害惨案骇人心魄，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反应。美国似乎陷入了大规模枪击杀人的怪圈，光是今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一起。在美国，得到枪支易如反掌，这导致与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富裕社会相比，美国的谋杀大案率较高。美国必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其他国家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发生过数起大规模枪击案。1996年的特别重大杀戮事件后，新任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宣布，够了已经够了（enough was enough）。他严厉打击枪支保有，强迫潜在持枪者走严格的申请程序，且必须说明需要持枪的原因。
如今，澳大利亚的持枪条件十分严格，注册和批准程序长达一年或以上。霍华德政府还实施了严格的“回购”政策，允许政府收购已被公众所拥有的枪支。
这一政策起到了效果。尽管澳大利亚的暴力犯罪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但谋杀案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1996年之后再未发生过死亡人数三人或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时间（3人死亡是很多研究中所定义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标准）。而在打击枪击保有之前，18年中澳大利亚发生了13起大规模杀戮事件。
但在美国，尽管今年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人们仍然拒绝采取行动：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大屠杀、密尔沃基锡克教社区和俄勒冈州购物中心枪击案，以及纽顿市一年级学生和教工血腥大屠杀之前所发生的多起案件。枪支游说集团在美国仍然势力强大，政客不敢得罪他们。2011年，国会议员吉福斯（Gabrielle Giffords）遭遇枪击，这使得政客们甚至害怕自己也成为目标。
毫无疑问，即使控制了收入水平和教育等显而易见的因素，某些社仍比其他社会更具暴力倾向。美国杀人率大约是可比西欧社会的四倍，而拉美的杀人率比美国还高（比收入水平相当的亚洲高得多）。美国和拉美杀人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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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暴力有其历史根源。美国和拉美国家都是“被征服”社会，是由欧洲人统治的多种族社会。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土著被欧洲征服者及其子孙后代赶尽杀绝，部分是通过疾病，但也有战争、饥饿、被迫迁徙和强制劳动的因素。
在美国和许多拉美国家，蓄奴也是大规模暴力的助长原因。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经常被杀致死。
美国还形成了一种带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信念：拥有枪支是抵抗暴政的关键手段。美国诞生在公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霸权的过程中。公民组织军队抵抗暴政的权利因此成为美国建国的基础性思想，被写进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第二修正案规定，由于国家需要治理有方的军队，因此人民有权利拥有武器。
公民建军权已经过时，因此如今搬出第二修正案的持枪者捍卫的只是个人枪支拥有权，看起来好像这样能够提供抵御暴政的保护。鲁莽的右倾最高法院也站在持枪者一边。于是持枪权与大规模持枪自由的美国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如今，美国人并没有得到自由的保护，反而经受着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恐慌。持枪保证自由的说法尤其荒谬——世界上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早就撤消了私人枪支拥有权。在霍华德枪支管制改革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出现暴君。
简言之，21世纪的自由并不取决于受管制的持枪权。事实上，美国的枪文化已是自由的威胁——近几十年来，总统、参议员、公众领袖都被枪杀过，更有数不清的刺杀官员事件发生。
但美国枪文化仍然无处不在，且鲜有报道。美国接二连三遭遇枪击灾难，而在几乎每一次枪击案中，政客都会誓言旦旦地表示将继续打击不受管制的枪支持有。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到底拥有多少枪。据估计，枪支数量在2.7亿枝，平均人手一把。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47%的家庭在家里藏着枪。
纽顿的枪击事件不但可怕可悯，而且反映了日趋常见的模式——心理学家和精神专家已有深入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杀戮式自杀（murder-suicide）。孤独者——往往有偏执倾向——将这种可怕的行为作为自杀过程的一部分。他们精心计划和实施针对无辜群众的大规模屠杀，目的是报复社会，然后光荣地自我了断。
凶犯并不是顽固不化的罪犯；许多人都没有犯罪记录。他们是可怜的精神错乱者，常常在精神异常中苦苦挣扎。他们需要帮助——而社会需要让枪支远离他们。
过去30年来，美国已经经历了30次大规模枪击，包括今年所发生的12次；每一次惨案都会让许多家庭陷入悲剧。而每一次，枪支拥有着都在叫嚣，如果他们无法买到攻击性武器百发装子弹，自由就会被剥夺。
纽顿血案是叫停这一枪支狂热的良机。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给美国树立了榜样：管制和限制持枪和用枪的批准。美国的真正自由取决于明智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