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神的落幕

伦敦——我敢打赌我比现在活着的人当过更多所大学的校长。这部分因为在担任香港总督期间，我被任命为这座城市所有大学的校长。我抗议说应当让大学自主选择行政领导。但大学却不允许我轻易辞职。因此有5年时间，我享受着为数以万计学子授予学位的体验，并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仪式对学子和他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1997年回到英国时，我被任命为纽卡斯尔大学的校长。之后在2003年，我再次被毕业生推选为世界最伟大的学府之一，牛津大学的校长。因此我对大学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校内教学、研究或学习有着强烈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学应当是一切社会的自由堡垒。它们主要的研究和教学功能不应受到政府的干涉；它们应当能够控制自身的学术治理举措。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不相信一所学校能够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学府。

大学的功能是制造思想碰撞，与其他学者一道检验研究成果，以及对学生传授新的知识。言论自由因此对大学而言至关重要，它能让学者保持人类共同情感，并捍卫支撑任何自由社会的共同的理解和宽容。这当然导致独裁政府将大学视为危险，并试图遏制大学对疑难问题的提出和解答。

但如果任何否定学术自由的行为都是对大学意义的打击，那么今天最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某些对这些价值最令人担忧的攻击来源于大学内部。

在美国和英国，某些学生和老师现在试图限制争鸣和辩论。他们争辩说人们根本不应该听到他们强烈反对的想法。此外，他们还提出应当将未能通过今天政治正确性测试者的名字（虽非才能）从历史上抹去。托马斯·杰斐逊和塞西尔·罗兹就包括在这些名字当中。如果对丘吉尔和华盛顿进行同样的测试，他们的成绩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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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显然不太有文化的校园常见的可怕行话（所谓的“无平台化”）里，某些人说话的机会被彻底剥夺。有些人呼吁建立安全空间，确保违反“道德”和“恰当”认知的任何行为都不会被学生接触到。这反应并必将孕育一种有害的牺牲政治——即划定与别人相对立的自我身份（和自我利益）。

50年前当我还是学生时，我主要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兼前共产党。英国安全部门非常怀疑他。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但现在我却可能在外界鼓励下认为我的“安全空间”被他侵犯了。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挑战自己想法的讨论，更有能力区分辩论和争吵，也更能独立思考事情的对错。

当然种族仇恨、性别敌意或政治暴力煽动等某些想法在任何一个自由社会都是被深恶痛绝的。自由的存在需要（在法治条件下由民主辩论自由决定的）某种限度。

应当相信大学有能力加以自控。但不容许辩论、探讨和特定学术领域的存在是永远不能被容忍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唯一不能容忍的特质应当是偏狭。尤其在大学里更应当这样。

而某些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和学生本身就在破坏自由；荒谬的是，他们有自由这样做。此外，中国和香港大学的自主权和自由正面临威胁，这些威胁并非来自于学校内部，而是来自于独裁政府。

在香港，城市基本法和中英50年条约共同规定的大学自主权及言论自由本身正在遭受威胁。理由似乎是因为学生强烈支持2014年的民主抗议活动，他们所就读的大学应当受到惩罚。于是香港政府匆匆忙忙地挑起事端，显然是在北京政府的命令之下。

事实上，通过在香港大街上绑架一名英国公民（和其他四名香港居民）的行为，中国政府最近才向外界表明他们对中英关系“黄金年代”条约义务（受到英国大臣们广为宣传）的看法。这5人出版的书籍揭露了中国领导人某些不可见人的秘密。

在大陆，中国共产党对大学发动了继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后最大规模的镇压。中国大学不允许讨论所谓西方价值观，只允许教授马克思主义。难道没有人告诉习近平主席及其政治局同事卡尔·马克思从哪里来？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他们对马克思知之甚少，但却对列宁了解颇多。

西方人应密切关注中国大学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它们对支撑学术、教学和学院的实际价值是什么？我们要学会像学生那样进行对比和比较。

由政府决定什么能安全学习和探讨的大学是否符合你的愿望？你心目中的大学是否将“安全空间”理念——即在冒犯他人的情况下停止讨论——视为学术环境中的矛盾修饰法？西方学生应时时想起他们在香港和中国的同伴，这些人仍在争取他们所熟视无睹——甚至往往随意滥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