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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
本月比尔·盖茨将出版他的新书《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我们拥有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所需的突破》。
康妮·赫泽高：在本次采访开始之前我必须向您坦白：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您对气候变化问题不甚感兴趣。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的一场达沃斯论坛闭门会议，当时众人讨论的焦点转向了气候而不是其他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您也随即离开了会场。
如今您却在大力推动和强调必须紧急采取气候行动。您在新书中首先描述了这一历程。起初是“难以接受只要人类继续排放任何数量的温室气体地球气温就会不断上升的说法”，随后“带着后续问题”多次求教一批气候科学家并最终“沉迷其中”。您把自己最初的抵触归结为什么，又应如何利用您的经历去吸引其他人加入这个行列？
盖茨：当今的世界与我开始研究气候变化时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了更多，也对这个问题建立了更多的共识。但对很多人来说，仅仅减少排放而不走上零排放道路的做法依然不够的说法仍然是难以接受的，也很难让人认识到要达到零排放——也就是从根本上重塑能源产业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行业——需要多少创新。在书中我提出了说服自己的理由，也希望它能说服其他人。我也敦促气候倡导者继续沿着这条路径去为零排放和减排奔走呼吁。
赫泽高：从您的浴缸比喻到鱼的寓言，您投入了大量笔墨去将抽象概念或复杂数据变得更为具体且容易理解。您认为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尽管知晓了所有科学理论和数据，但似乎仍然相信可以照旧行事的人来说，是否就是最终转变他们心态的关键？当您在微软推动技术前沿或是在盖茨基金会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过程中，类似的方法是否对您有所裨益？
盖茨：虽然此书并不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但我当然希望它能让他们明白我们必须认真投资于清洁能源。在这一领域创新孕育能力最强的国家将成为下一代突破性企业——以及与之伴生的所有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动——的所在地。这就是就算您不相信如果不对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加以控制就将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铁证，而这些投资依然是明智之举的原因。
赫泽高：新冠疫情不仅凸显了忽视科学的代价，也证明了快速且大范围的行为改变是可能的，也表明了勇于承担责任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可以赢得尊重。但正如您指出的那样，它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教训：全球封锁措施仅仅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了相对小幅（10%）衰减，而这一表明像少坐飞机或少开车这样的行为改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在疫情期间学到的其他教训是否也适用于气候变化，又如何才能将它们最好地应用到气候行动中呢？
盖茨：其中一个教训在于仅仅秉承少坐点飞机或少开点车的理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创新以让人们能够在以飞行、驾驶以及以其他方式参与现代经济的同时不造成排放。这其实是比制造和分发新冠疫苗（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运动）更艰难的挑战。
但这同样需要各级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就像我们都要在疫情期间戴上口罩保持距离一样，个人也需要在减排方面发挥作用。他们可以倡导加快向零排放过渡的政策，也可以通过购买电动汽车和植物汉堡等低碳和零碳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这将在这些领域吸引更多的竞争并最终使绿色环保变得更为廉价。
赫泽高：您认为就跟终结疫情一样，应对气候变化也主要取决于科学和创新。总的来说您“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发明（所需要的工具）并部署它们，如果行动足够快的话就可以避免一场气候灾难”。是什么经验或教训让您具备了这种信念？
盖茨：我亲眼目睹了对科技研发的投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资助的研究使微处理器和互联网成为可能，也释放出了创造了整个个人电脑产业的惊人创业能量。同样，美国政府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努力也使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的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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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实现零碳化方面我也亲身见证了一些惊人的工作。突破性能源风险投资公司（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这个我与多位合伙人共同建立的私人基金已经投资了二十多家企业，它们正在研究以低碳和零碳的方式制造水泥和钢铁、生产和储存大量清洁电力、种植和饲养动植物，在全球范围内运输人员和货物以及为我们的建筑物供暖和制冷。其中许多想法最终无法实现，但那些成功的想法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
赫泽高：但正如您在书中提到：“创新不仅仅是开发新设备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制定新政策以便我们能尽快在市场上展示和部署这些发明的问题。”欧盟（如今还包括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实施这类政策创新。
为了纠正未能考虑到您所谓的“绿色溢价”的激励架构缺陷，许多欧洲国家引入了对二氧化碳排放、资源浪费和污染征税的机制。这样的政策是否有效地改变了激励架构？一个碳边界调整机制是否有助于推动在这方面的进展？
盖茨：作为一个着眼于增加清洁能源突破的供应和需求的整体手段的组成部分，碳定价肯定会是一项会有所作为的政策。我在书中提到了一系列其他的想法，例如政府在扩大创新供给方面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幅加大对清洁能源研发的资助(我建议增加五倍)，在需求方面，除了碳价之外还可以制定各类标准，比如规定多少电力或燃料必须来自零碳来源。
我们既需要政策创新，也需要技术创新。我们曾经看到政策和技术携手解决了好些重大问题。正如我在书中记录的那样，空气污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在去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方面成效显著。美国还有其他一些令人赞叹的有效政策解决方案包括农村电气化、扩大能源供应保障以及在2008年大衰退后的经济复苏刺激措施。如今我们需要将全球的政策和技术智慧转到消除排放上。我在突破性能源（也就是我创立的旨在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的倡议网络）的团队正在努力制定和倡导大胆的政策以实现世界气候目标。
赫泽高：您指出各国政府经常试图利用一些为解决其他问题而制定的规则来减少排放——这种做法类似于尝试“用19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来创造人工智能”。
但引入新的重大立法其实相当困难，尤其是因为现有生产商会抵制更高的标准和其他代价高昂的变革。作为一个一直在监管天平中居于“被监管”一方的人，您对这个政策滞后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见解？
盖茨：我们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意思是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整个世界能源系统的转型。但除非我们拥有奖励创新和允许清洁技术竞争的市场条件，否则仅靠私营部门的投资是不会成功的，我们需要政府帮助创造这种环境。为此我们需要政府采取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必须是针对性、强有力且可预测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还是政策和市场上的。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创造性地思考正确的方法以刺激清洁能源创新，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能源转型。我的突破性能源团队正与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合作去制定并倡导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政策。
赫泽高：除了政策之外，您建议政府在投资气候相关的研究和开发时必须更加大胆。在研究和传播制定政策所需的知识方面，大学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盖茨：大学提供了一个孕育思想的环境，同时也开发清洁技术。世界各地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学科是帮助我们实现净零排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这些发现需要走到大学之外去为新政策出谋划策并塑造市场。一些学术机构正在共同努力帮助内部的教授更有效地进行交流，使他们的研究与政策制定者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将其技术发现推向企业和市场。这些环节对于一场避免气候灾难是至关重要的。
赫泽高：您强调说气候行动的道德理由与经济理由同样有力，因为气候变化对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人造成了过度的伤害。但气候行动也有分配方面的影响。您也承认即便是让美国整个电力系统脱碳所需的极低绿色溢价也可能不是低收入家庭所能承受的，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种转变方面的能力则要弱得多。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您在低收入环境中部署其他技术的工作是否能提供相关的经验教训？
盖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中低收入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间的脱贫过程中会使用更多的能源。我们当然希望这些能源是清洁的——但只有当清洁能源的价格和当今化石燃料同样便宜时它们才会承诺使用清洁能源。
因此，如果您是一个富裕国家的领导人，您应该扪心自问本国政府或企业正在拿出什么举措以使全世界——包括中等收入国家以及紧随其后的那些低收入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绿色能源。扩大对研发的投资和其他政策都需要以此为目标，而我投资的许多企业都在研究那些让低收入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的方案。
赫泽高：如今已有众多商业领袖公开承认政府在各类大规模事业中的关键作用，而您也是其中一员。即使在这类事业中气候变化也是一个相当亮眼的议题。应对这一挑战是否需要公共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某个特定领域），甚至比过往那些最为亲政府的声音所倡导的还要大？
盖茨：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必须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推动，就像个人电脑革命一样。
这意味着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只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这种作用还相对较小。以我们之前讨论的公共部门研发经费增加五倍为例，就算是这种幅度的增长也才能令清洁能源研究与美国的健康研究比肩。而就像我们有国家卫生研究院来监督和协调相关工作一样，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类似国家能源创新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以避免多头监管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个交通低碳化研究所将负责低碳燃料方面的工作，其他研究所也会被赋予类似的责任和权力去负责储能、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研究。
国家能源创新研究院还将负责与私营部门的协调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能产生一些可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突破性产品。对此我们需要一些能加速整个创新链条（从早期研究到大规模部署）的政策。
赫泽高：您在书中还写到“除了找到制造零排放材料的方法之外 我们可以简单地减少物质的使用”。有人会说资本主义依赖于消费——而且是多多益善。那么真正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是否取决于一个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愿景？比方说一种对“增长”的全新且更具内涵的理解能否构成这样一个体系的基础？
盖茨：我确实认为富裕国家的人们可以也应当减少一些排放（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我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和抵消自身的排放）。但到2050年时全球的能源使用量将增加一倍，这是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显著增长所推动的。这种增长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过上了更健康且更有品质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以一种不会令气候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创新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以足够低的成本消除排放。
赫泽高：您写到说“这是一本关于（避免气候灾难）所需要做的，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能做到的书”。您真心相信我们会及时行动起来吗？
盖茨：是的。正如我在书的末尾所写的那样，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科技可以达成的事情，也看到了人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未来十年的时间制定正确的政策、技术和市场架构从而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要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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