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些内部问题，比如危机四伏的社会包容性下降或者代价巨大的增长流失现象。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缺乏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广泛的行动意愿，解决方案也就无从产生。
但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各国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尽管专家们对此已经深入了解并针对各项目标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些目标还需要得到比当下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
众所周知，大多数气候变化现象发端于十八世纪末工业化的化石燃料应用，自那以后二氧化碳水平就不断攀升。
重要的一点是，气候已经恶化到了为社会带来巨大成本甚至危及生命的程度：随着加勒比地区水温上升，飓风的破坏力不断加大。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正威胁着许多低地城市。
经济学家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eal）在他最近出版的《濒危经济》 （Endangered Economies）一书中调查了一系列旨在阻止进一步气候变化的公共和私人应对措施。希尔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对自然世界造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毁灭——不仅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源带来威胁，还会对依赖类似授粉，水循环，海洋和森林生态系统这类自然馈赠的商业运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保留“自然资本”将提高商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而企业可以反过来追加更多投资，从而提高经济生产力。而通过这样的提升行为，我们就可以负担起更多的努力来保存更多的世界自然资本。
随后，世界就必须摆脱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过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本的迷思。我们希望经济增长是“绿色”的，不需要再去损害或破坏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在不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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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兼数学家格拉谢拉·奇奇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在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演讲和采访中指出，人类的生存要求我们去除已经积聚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确保其不再重新进入大气。为了覆盖此成本，奇奇尼斯基提出建立一个市场将捕获的碳出售用于商业用途。
而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再生农业”，比如生物学家艾伦·萨沃利（Allan Savory）最近引进到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项目。
如果能实现盈利，这些创新就可以激励私人参与者实施远超国家政府所能承担的碳捕获量。然而成功将取决于这类“碳养殖”能否在供应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盈利。
我们还要把握住人口持续增长，工业化，治理薄弱等根本性挑战，同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人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开始投身气候变化，并觉得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专家们已经研究出了需要做的事情。但专家们自己可不会那么天真。他们知道企业不会自我监督，也认识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利润动机是否可以被用来服务于社会公利。问题在于有太多人认为企业，家庭和政策制定者会直接遵循专家的建议行事：假定所有的企业——出于社会压力或来自国家的威胁——都将为自己造成的破坏买单；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最终将实行碳税或总量控制/交易安排以减少并最终消灭排放。
另一个问题在于许多环境破坏是人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即使大型上市公司会通过在中美洲热带雨林种树来抵消自己的污染行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且继续上升。这就提出了挑战。正如几年前的经济学家丹尼斯·J·斯诺维 （Dennis J. Snower）所表明的那样，分散型的个人活动——比如钓鱼，柴火煮饭，或者直接倾倒污水——都可能会对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重大影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社区和个人所忽视。既然如此，任何保护环境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劝说的基础上：呼吁所有的个人——而不仅仅是企业——去唤起各类利他主义意识，从而自愿遏制自己造成的污染。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因此即便全球所有国家都能减少人均污染，但随着那些工业化进程国的劳动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水平依然会水涨船高。而这一人口现象显然将会大大拖慢我们实现希尔那套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措施的脚步。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愿意去违背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意愿。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就算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环境限制也可以免罪，尤其是在被视为主要收入和就业来源的情况下。
如果大多数人虽然贫穷但决心要让自己变得跟西方最富裕国家的人民一样，那样困难就更大了。这类国家的政府可能会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不愿大幅削减碳排放或其他污染。据估计，全球20％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自然资源消费的80％。由于整体生存权必然凌驾于任意国家为追求增长而破坏环境的权利之上，因此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必须对那些认为减排成本过高的国家立场强硬起来。
最后，可再生能源将来可能会对工资和就业构成新的挑战。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已经创造了一批就业机会 ——在2016年雇用了77.7万员工——而煤炭行业雇员人数则持续下降。但这一观察作用不大，因为那些涌入新兴行业的员工一般都是从其他行业跳槽过来，而不是来自那些拥有足够工作技能但失业的劳动者大军。因此认为每个新行业都能提高总就业人数的看法是荒谬的。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新产业只有在其生产方式的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多行业平均水平时才能扩大整体就业。但目前我还没看到可再生能源部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数据，而这个行业的日益高度资本密集化则是意料之内。
我长期以来强调工作不仅要有物质回报——主要是工资比率（从下到上）和劳动力参与率——还要有非物质方面（人们从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满意度）。既然专家和工程师已经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帮助我们走出了困境，我们就得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设想新的产品和生产方法，在市场上进行测试，并奋力创新。
林肯曾经说过 ，“年轻的美国人”对“新事物”有着极大的激情——这是一种美妙的风尚。如今也是我们大家再次回复年轻的时候了。随着环境保护项目的开展和其他国际性挑战的应对和解决，我们也可以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重振比较旧式概念的工作。美好的生活必须再次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通往未知之旅，而在旅程中你可以“为世界服务”并“完善自身”——最终成长为一个“人物”。
但忧虑在于（至少对我来说）我们的许多国家经济体已经在稳定的名义下受到了高度监管，并将以绿色经济的名义受到更多限制。虽然很多规定确实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处理那些拯救地球的措施，以免扼杀人们的生活质量。
发自纽约——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些内部问题，比如危机四伏的社会包容性下降或者代价巨大的增长流失现象。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缺乏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广泛的行动意愿，解决方案也就无从产生。
但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各国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尽管专家们对此已经深入了解并针对各项目标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些目标还需要得到比当下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
众所周知，大多数气候变化现象发端于十八世纪末工业化的化石燃料应用，自那以后二氧化碳水平就不断攀升。
重要的一点是，气候已经恶化到了为社会带来巨大成本甚至危及生命的程度：随着加勒比地区水温上升，飓风的破坏力不断加大。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正威胁着许多低地城市。
经济学家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eal）在他最近出版的《濒危经济》（Endangered Economies）一书中调查了一系列旨在阻止进一步气候变化的公共和私人应对措施。希尔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对自然世界造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毁灭——不仅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源带来威胁，还会对依赖类似授粉，水循环，海洋和森林生态系统这类自然馈赠的商业运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保留“自然资本”将提高商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而企业可以反过来追加更多投资，从而提高经济生产力。而通过这样的提升行为，我们就可以负担起更多的努力来保存更多的世界自然资本。
随后，世界就必须摆脱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过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本的迷思。我们希望经济增长是“绿色”的，不需要再去损害或破坏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在不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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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再生农业”，比如生物学家艾伦·萨沃利（Allan Savory）最近引进到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项目。
如果能实现盈利，这些创新就可以激励私人参与者实施远超国家政府所能承担的碳捕获量。然而成功将取决于这类“碳养殖”能否在供应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盈利。
我们还要把握住人口持续增长，工业化，治理薄弱等根本性挑战，同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人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开始投身气候变化，并觉得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专家们已经研究出了需要做的事情。但专家们自己可不会那么天真。他们知道企业不会自我监督，也认识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利润动机是否可以被用来服务于社会公利。问题在于有太多人认为企业，家庭和政策制定者会直接遵循专家的建议行事：假定所有的企业——出于社会压力或来自国家的威胁——都将为自己造成的破坏买单；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最终将实行碳税或总量控制/交易安排以减少并最终消灭排放。
另一个问题在于许多环境破坏是人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即使大型上市公司会通过在中美洲热带雨林种树来抵消自己的污染行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且继续上升。这就提出了挑战。正如几年前的经济学家丹尼斯·J·斯诺维（Dennis J. Snower）所表明的那样，分散型的个人活动——比如钓鱼，柴火煮饭，或者直接倾倒污水——都可能会对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重大影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社区和个人所忽视。既然如此，任何保护环境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劝说的基础上：呼吁所有的个人——而不仅仅是企业——去唤起各类利他主义意识，从而自愿遏制自己造成的污染。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因此即便全球所有国家都能减少人均污染，但随着那些工业化进程国的劳动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水平依然会水涨船高。而这一人口现象显然将会大大拖慢我们实现希尔那套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措施的脚步。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愿意去违背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意愿。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就算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环境限制也可以免罪，尤其是在被视为主要收入和就业来源的情况下。
如果大多数人虽然贫穷但决心要让自己变得跟西方最富裕国家的人民一样，那样困难就更大了。这类国家的政府可能会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不愿大幅削减碳排放或其他污染。据估计，全球20％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自然资源消费的80％。由于整体生存权必然凌驾于任意国家为追求增长而破坏环境的权利之上，因此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必须对那些认为减排成本过高的国家立场强硬起来。
最后，可再生能源将来可能会对工资和就业构成新的挑战。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已经创造了一批就业机会——在2016年雇用了77.7万员工——而煤炭行业雇员人数则持续下降。但这一观察作用不大，因为那些涌入新兴行业的员工一般都是从其他行业跳槽过来，而不是来自那些拥有足够工作技能但失业的劳动者大军。因此认为每个新行业都能提高总就业人数的看法是荒谬的。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新产业只有在其生产方式的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多行业平均水平时才能扩大整体就业。但目前我还没看到可再生能源部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数据，而这个行业的日益高度资本密集化则是意料之内。
我长期以来强调工作不仅要有物质回报——主要是工资比率（从下到上）和劳动力参与率——还要有非物质方面（人们从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满意度）。既然专家和工程师已经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帮助我们走出了困境，我们就得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设想新的产品和生产方法，在市场上进行测试，并奋力创新。
林肯曾经说过，“年轻的美国人”对“新事物”有着极大的激情——这是一种美妙的风尚。如今也是我们大家再次回复年轻的时候了。随着环境保护项目的开展和其他国际性挑战的应对和解决，我们也可以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重振比较旧式概念的工作。美好的生活必须再次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通往未知之旅，而在旅程中你可以“为世界服务”并“完善自身”——最终成长为一个“人物”。
但忧虑在于（至少对我来说）我们的许多国家经济体已经在稳定的名义下受到了高度监管，并将以绿色经济的名义受到更多限制。虽然很多规定确实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处理那些拯救地球的措施，以免扼杀人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