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俄罗斯

发自索菲亚——在冷战后建立的欧洲秩序已经终结，而普京则是它的掘墓人。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蓄意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监察国内选举，以及克林姆林宫拒绝批准欧洲人权法庭改革方案（欧洲人权公约第14议定书）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秩序的落幕。

如今无论是在后冷战时期欧洲秩序的本质以及亚欧大陆的不稳定源头方面，俄罗斯与欧盟各自的看法都存在着尖锐对立。如果欧盟在这一新背景下继续执行其1990年代制定的对俄政策的话，那么得到的将不是民主的延伸，而是“势力地盘政治”（sphere-of-influence politics）的重新崛起。

任何对欧盟对俄政策的反思都必须意识到：俄罗斯将会在未来十年继续影响全球事务，但却不太可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欧盟也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关注冷战终结对其安全的不均衡影响。俄罗斯原本期望冷战的终结就是中东欧地区的非军事化，谁知却遭到了背叛。虽然北约的扩张并未对俄造成任何实质安全威胁，这一举动却改变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军事平衡，也促使俄罗斯重新审视其策略。

后现代欧洲秩序从欧洲安全与协作组织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类冷战体制的废墟中崭露头角，在欧盟东扩以及那些认为东扩反映出欧洲重新团结的理念中逐渐成型。在这个形势下并不需要立刻重新改革欧洲的体制基础，因为欧盟东扩已经成为了新欧洲秩序的体制基础。欧盟大体上认为：如果你的行为模式跟我们一样，那么你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而当今俄欧冲突的真正来源并未构建于利益冲突或者价值观对立之上——而是政治上的不相容。欧盟强调人权和开放，结果威胁了克林姆林宫的主权民主进程。俄罗斯则坚持势力均衡策略，秉承重商主义地缘政治哲学，于是导致各欧盟成员国重新（从欧盟处）回收外交政策制定权。在莫斯科，欧盟的民主推动政策重新唤醒了种族和宗教政治的梦魇，很可能导致俄罗斯联邦的分崩瓦解。而在面对那些暗含国家意志的俄罗斯企业时，欧盟成员国都倾向于将某些经济部门（比如国内能源市场）保护起来，并因此损害了作为欧洲进程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觉得自己遭到了西方资助下的非政府组织入侵。克里姆林宫试图重新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以防止外国干涉其国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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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方似乎不愿去关注一个欧洲秩序所产生的问题。俄罗斯所有重新商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授权和议程的尝试都遭到了拒绝。西方人觉得重新商讨将意味着丢失1990年代时所取得的成就。但这一判断又有几分道理呢？

欧盟不可能在不存在欧洲现有体制架构崩溃风险的情况下继续守护后冷战秩序。实际上在现有秩序已经动摇，相关体制基础有待革新的情况下，主动将俄罗斯纳入对话反而是对欧盟有利的。欧盟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保存这一秩序的某些突出特点——比如对人权和法治的核心强调。这些才是欧盟要争取和维护的东西。

在体制方面，欧盟对俄关系的主要目标则确保新欧洲秩序的体制能使欧盟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不是分散依靠各个成员国。而俄罗斯政权的双重本质——资本主义和非民主，心向欧洲却反对欧盟——正需要这样的策略去应对。

欧盟应当利用俄罗斯主权民主核心内容中的含糊意义，应当认识到俄罗斯当前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构建于一点：它是一个奋力带领俄罗斯重回欧洲文明的政权。毫无疑问，俄罗斯并不希望成为欧盟的一部分，但俄罗斯的稳定却依赖于维护该政权的欧洲本质。同时毋庸置疑的是，普京跟那些中欧的领导人不同，他已经决定在第二任任期后下台并放弃权力。克里姆林宫比谁都明白：一旦俄罗斯精英阶层失去了其欧洲合法性，这个政权也就命不久矣了。

创建促进欧盟团结的体制性激励因素将有助于欧洲克服欧洲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转型成为一个由欧盟来代表各欧盟成员国的政治论坛，就是一种防止俄罗斯分化联盟的体制创新。如果俄罗斯的战略是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腐蚀联盟，那么欧盟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将联盟体制化并使其成为俄罗斯的谈判对手方面。

欧盟和美国必须停止假装自己拥有将俄罗斯转变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能力。但尽管如此，欧盟也不应允许俄罗斯将其矮化成为一个善意却作用不大的过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