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想要技术想要的吗？

坎布里奇—从诸多角度看，当今西方不在最佳状态。许多人在挑战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体权利和多数规则），甚至连启蒙精神（理性、科学、真理）也受到了质疑。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经济萎靡、不平等性扩大和移民数量增多，通过这些情绪赢得了巨大的选举成功。

造成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病常常被归因到技术头上。但与之相反的因果链——从社会到技术呢？技术进步总能带来很大的收益，因此，供应“技术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决定了哪些经济体走在了成功的路上，哪些经济体注定会重蹈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的覆辙。如今，这应该比中国更加令西方担心。

要想弄清楚技术想要什么，需要理解它是什么、又是如何成长的。技术其实是三种知识形式：体现在工具和材料中的知识；写成秘方、协议和说明书的知识；以及大脑中不可言传的知识或技能。在网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拥有更多工具和装置，更多书籍和手册，或更多档案，但在个体层面，我们无法往我们的大脑里面塞更多东西。技术的成长需要不同的大脑理解不同的知识点。社会变得更加渊博不是因为个体知道了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同的东西。

但在将不同知识点存储在不同大脑后，运用知识需要将这些彼此不相干的大脑再一次组合起来。因此，毫不奇怪，今天的博学家越来越少了，而科学论文和专利的平均作者数量却迅速增加。

技术为了成长所运用的一个诀窍是模块化。如果某个产品的元件能够进行区分，让不同团队擅长不同模块，而另一些团队擅长组装这些模块，那么每个团队都只需要更少的知识，即使总体知识量有所增长。

考虑以下例子：智利是世界最大的锂生产国，而日本松下公司是锂离子电池的最大制造商。但中国的北京汽车是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尽管美国的特斯拉公司是一家令人尊敬的公司，但到2025年，欧洲和中国拥有的电动汽车数量将是美国的十倍，而在支持电动汽车的充电站方面，美国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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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两点。第一，价值链中的每个模块都因为与世界中的其他模块相连而获益。模块化造就了一个与简单的规模经济不尽相同的逻辑。电动汽车从矿产和电池制造的创新中获益，不管这些创新来自哪里。任何实现了这些创新的人都想让它们与它们的使用者联系起来。

巨型飞机真的需要数百万个部件，任何一个元件的创新都有可能对飞机的总体设计和效率造成重要影响。比如，3-D打印大大降低了涡轮发动机所需要的部件数量，从而大大减轻了它们的重量（从而也减少了燃料消耗）。要利用这些可能性，创新公司必须确保能够与其他制造商取得联系。

这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日落条款的效果完全南辕北辙。也正因如此，空中客车公司最近警告英国退欧将给英国航空业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模块化要求你具备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的能力。在硅谷，一大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工作者为国外出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而目前仅有4,000万人的加州能够在世界国家排行榜上名列第36。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取缔移民的政策后，北边的邻居在硅谷打出广告牌，上书“H1B签证问题？想想加拿大吧”。

但采用大量技术还需要只能通过非市场机制提供的部件，而在这里，政府起到关键作用。以高速铁路为例。如果没有政府的权威和合作，任何私人公司都无法建设一条线路。西欧拥有14,000多公里高速铁路，而中国拥有25,000多公里。美国号称拥有56公里，位于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只占两地总里程的不到8%。原因显而易见：和电动汽车一样，这种技术需要社会决策以及能够成就这一选择的政府。

简言之，技术要求社会与世界连接——包括贸易连接和对人才的开放性——这样才能利用模块化带来的好处。这还要求社会能够产生共同的使命感，这种感觉要深刻和强大到足以引导政府提供新技术所要求的的公共品。对于第一个要求，成员地位包容感更广泛的社会十分有利。对于第二个要求，更深和更有意义的成员地位感十分有利。

形成这些态度绝非易事。它要求公民的而非种族的民族感。因此，眼下西方政策争论所牵涉到的绝不仅限于价值观。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社会将因为无法——或不愿——实现技术想要的东西而付出沉重代价。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帝国选择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十六世纪，西班牙试图在其低地国家领土上也采取这一偏隘政策，以失败告终。但在经历了80年的流血独立战争后，荷兰崛起为宽容的灯塔，包括从迪卡儿到斯宾诺莎在内的不少欧洲顶尖人才。毫不奇怪，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荷兰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今天的民粹主义力量可能会无视技术想要的东西，而将他们的观念横加给世界。但他们将有意无意地给他们的社会留下慢轨，就像美国的铁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