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171_Victor J. BlueGetty Images_NYCcoronavirus Victor J. Blue/Getty Images

大城市未来如何?

普林斯顿—COVID-19杀死了大都市吗?毫无疑问,疫情正在改变全球化,2020年前的全球经济枢纽纷纷变成传染中心,未来命悬一线。但这场危机也突显出大都市的现有弱点,加快了已经开始的进程。

本世纪之初,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城市成为货币、人员和思想流动的核心节点。它们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是文化首府,依赖银行家的财富和赞助的创造力孵化中心。企业家和创新家蜂拥而至,希望改变自己和全世界的命运。

但大都市还需要其他各种不同技能的工人。因此,移民也纷纷来到这里,追寻财富或仅仅是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机会。许多人梦想着成为创新精英。理所当然地,繁荣的全球城市成为一座座熔炉。

这免不了造成枢纽和二线城市之间的紧张。市郊或农村地区的人来到这里,却发现城市生活大不易也大不适。英国脱欧背后的群众动员部分是因为这些选民不满于日益多元文化的富裕的伦敦,他们认为,伦敦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们的失败的基础上。甚至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也抱怨在伦敦生活困难。

类似地,美国南方、西南部和中西部的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自视为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对立面。“让美国重新伟大”意味着颠覆沿海精英。当然,因为“一国两制”安排,1997年后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也日益突出。

在上述例子中,一飞冲天的大都市房价绑架了社会福利。高质量住房只有全球精英才能得到,而其他居民都必须“蜗居”或住在城市核心区之外。短期或季节性工人常常安居无望,在疫情爆发前,无家可归便已开始日益寻常。许多人必须依靠不充足和不可靠的公共交通长距离通勤。大学和高中学生得不到舒适的住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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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带来了传染恐慌和富人外逃。上层收入社区的地方经济崩盘。疫情导致了新的社会极化,医疗、公交和零售行业的社会工作者被迫暴露于传染风险之下,否则就会失去收入。

相反,知识工作者早已开始远程办公和接单,除了身体接触之外丝毫没有失去什么机会。远程和一线工作者之间的分裂突显出长期以来许多人宁可视而不见的尖锐的阶级分别。

最近,新冠病毒促使人们寻找疫情爆发前的高成本大都市的替代方案。对知识工作者来说,科技让远程就业变得诱人而便利,消除了令人不快的通勤和城市生活开支。为什么不随着自己的偏好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呢?

当然,讨厌危险且过度拥挤的城市由来已久。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瘟疫、十四世纪中叶在欧亚地区爆发的黑死病也带来了类似的逃亡。阅读薄伽丘笔下逃到费耶索莱山区的自我放纵的佛罗伦萨年轻贵族便能鉴古知今,因为普通工人奋起反抗城市精英。

当代大都市衰落的最突出的历史先例是威尼斯。此次危机爆发前,意大利和欧洲政客便早已开始频繁列举这一正在沉没的泻湖城市作为改革缺失的寓言。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不朽名著《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所言,这座城市一直代表着一个普遍的困境。威尼斯在十六世纪末达到财富顶峰,然后经历了漫长的衰落,原因包括贸易路径变迁、来自较穷但更有活力的城市的竞争,以及容易爆发疾病等。

但是,威尼斯还可能成为COVID-19之后大都市的模板。现代经济史家告诉我们,为你是的历史不仅仅是十七世纪工业和商业崩溃的历史。相反,威尼斯最有特色的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了内陆——转向了特雷维索和维琴察等小城镇——这让威尼斯共和国与邻邦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

如今,此前便存在的政治冲突阻碍了疫情应对。全球城市天生特别容易受到病毒冲击,而当病毒真的袭来时,全球城市的领导人和国家当局开始互相指责。伦敦市长沙迪克·汗(Sadiq Khan)多次攻击英国首相约翰逊封城不力。新纽约市市长与纽约州州长和特朗普陷入了“三国大战”,他本人也利用美国城市的危机转移人们对其本身管理不善的关注。在香港,病毒为中国提供掩护,后者以无所不包的新安全法宣示了对香港的威权。

复兴真正的民主常常被视为技术官僚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如果民主想要具备号召力,民主政府就必须更有效地解决病毒,同时还要解决更深层次的病因,如贫困和难以承受的房价。如果管理不力,大都市就必然会重蹈过去大城市的覆辙。伦敦和纽约也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沉没。但这一回,内地不会再有文艺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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