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繁荣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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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一些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现代观点，即，一国的繁荣取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他们机械地认为，繁荣事关就业，而就业决定于“需求”——政府支出、家庭消费和投资需求。
在希腊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转向“紧缩”——即缩小公共部门——导致了需求急剧萎缩，从而发生萧条。但这一观点误解了历史，也夸大了政府支出的力量。
希腊就业率下降中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2012—2014年支出大幅缩减之前，毫无疑问，这是拜政府信心下降所赐。2009—2012年希腊政府每季度支出攀升至135亿欧元左右的高峰，然后在2014—2015年下降至96亿美元左右。但有工作者人数在2006—2009年期间达到高峰（450万），到2012年已下降至360万。当希腊开始缩减预算时，其失业率——占2009年劳动力比例为9.6%——几乎已经上升到当前水平（25.5%）。
这些事实极大地打击了“紧缩”导致希腊当前困境的假说。它们表明，希腊2008—2013年间支出由盛转衰并非今天大面积失业的原因。
另一个发现质疑希腊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实施紧缩。政府支出显然是下降了——但只是下降到从前的正常水平：今年首季度政府支出为96亿欧元，事实上比2003年还要高。因此，紧缩这一前提似乎是错误的。希腊并没有远离过去的财政范式；只是回到从前而已。也许不应该将当前政府支出称为“严苛”，更准确的说法是结束了多年的财政挥霍（以2013年为定点，当时政府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12.3%，公债攀升至GDP的175%）。
“需求学派”也许会说，不管现在有没有财政紧缩，政府支出增加（当然，资金来自债务）将给就业带来永久提振。但希腊最近的经验表明并非如此。从2006年到2009—2013年期间，政府支出大幅增加，确实带来了就业增加，但并未得到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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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症结在于政府必须发行债券为增加的支出融资。假设外国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的兴趣有限，则剩下的必须由希腊人购买。在一个增长无力的经济中，家庭财富相对工资将出现飙升，而劳动力供给将下降，导致就业萎缩。
因此，增加支出并不是解决希腊困境的妙方，正如减少支出并非其根源。那么，药方现在在哪里呢？债务重组乃至债务豁免都不足以实现繁荣（以低失业和高职业满意度衡量）。这些措施只能帮助希腊重新增加政府支出。然后，希腊经济中思维迟钝的社团主义——公共部门的官官相护和任人唯亲以及私人部门根深蒂固的精英——将获得新的喘息机会。欧洲左派也许支持这一点，但这绝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药方必须在于实施正确的结构改革。不论欧元区成员国所寻求的改革是否能提高其贷款得到偿还的机会，货币联盟的生存和发展符合这些债权人的利益。它们还应该准备好帮助希腊承担做出必要改变的成本。
但希腊的改革必须由希腊自己做主。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愿意担任这方面的领导。但他需要采取必要改革的责任感。希腊必须打破阻碍创新家和有活力的企业家出现的社团主义安排和行为。培养大量有想象力的创新家和有活力的企业家需要有创造力和发现的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