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的兴衰

发自波士顿——面对民主党人关于特朗普对美国体制构成严重威胁的警告，美国选民的基本无动于衷不应让人感到意外。2024年1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满意，而这个比率本身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美国的民主长期以来都承诺会实现四个目标：共同繁荣、公民发声、专业治理和高效公共服务。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其他富裕（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的一样——未能实现这些愿望。

情况其实并非一直如此。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里民主制度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共同繁荣方面。所有群体的（排除通胀因素后）实际工资都得到了迅速提升，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减少。但这一趋势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终结了。自那以后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无大学学历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大约一半的美国劳动者眼睁睁地看着另一半人的收入飙升。

虽然情况在过去十年间有所好转（近40年的不平等扩大现象似乎在2015年前后停止了），但疫情引发的通胀给工薪家庭带来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城市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将经济状况列为主要担忧，甚至置于民主之上。

同样重要的则是民主制度能赋予所有公民发言权的信仰：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告知你的民选代表。虽然这一原则从未得到充分贯彻——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少数族裔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但在过去四十年里选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变得更加普遍。正如社会学家阿利·拉塞尔·霍奇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说，许多美国人，特别是没有大学学历、居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那些，开始感觉自己是“自家土地上的陌生人”。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民主党从一个工薪阶层的政党变成了一个由科技企业家、银行家、专业人士和研究生学历者组成的联盟——这些人与工薪阶层并没有多少共同点。虽说右翼媒体也煽动了工薪阶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但它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正是主流媒体资源和知识精英忽视了相当一部分公众的经济和文化不满情绪。在过去四年里这种趋势也在加速发展，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和媒体生态系统不断强调身份认同议题，进一步疏远了许多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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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仅仅是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设定议程的问题，那么人们至少还可以说专家们是有在干活的。但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专业治理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话。正是这些专家们以共同利益为名设计了金融体系，并借着知道如何管理风险的名头在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这并非事实；政客和监管者们忙于拯救那些罪魁祸首，而对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生计的美国人却几乎不闻不问。

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封锁和疫苗等问题成为了检验科学信仰的试金石。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理所当然地在主流媒体上被噤声，并被驱赶到了一些受众迅速增长的另类平台上。

这让我们想到了公共服务的承诺。英国诗人约翰·贝特曼（John Betjeman）曾写道：“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完善的排水系统。”但民主制度提供可靠排水系统的能力却越来越令人生疑。在某些方面这个系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从19世纪开始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立法以确保精英人才选拔和遏制公共服务中的腐败，随后又制定了法规去保护公众免遭各类新产品——从汽车到药品——的伤害。

但随着法规和安全流程的增多，公共服务效率却降低了。比如由于增加了新的安全法规和流程，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政府在每英里高速公路上的支出增加了三倍以上。建筑行业生产率的类似下降则被归咎于繁琐的土地使用法规。不仅成本上升，而且旨在确保安全、透明、响应公民需求的流程还导致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工日期一拖再拖，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服务质量也有所下降。

总而言之，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民主承诺的四大支柱似乎已然倒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如今更偏爱另一种政治安排。美国人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认识到其民主特征是他们身份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消息是民主是可以被重建并变得更加强大的。重建民主必须从关注共同繁荣和公民话语权开始，这意味着减少大金主对政治的影响。同样，虽然民主离不开技术专业技能，但这些专长也可以不那么政治化。政府专家应该具备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而如果能有更多专家被派驻到地方政府层面的话就更好了。

当然，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治下这一切都不太可能发生。作为对美国民主的明显威胁，他将在未来四年削弱许多关键的体制规范。因此重塑民主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左翼力量身上。他们必须减少与大企业和大科技公司的勾连，重拾工薪阶层本色。倘若特朗普的胜利能够唤醒民主党人，那么他可能就在无意中启动了美国民主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