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缺失了什么

纽黑文——上个月，整个经济学界因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而欢欣鼓舞，因为她“提升了我们对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没有人比这位开创了女性劳动力研究、满怀激情地加以推进并在此过程中对多达数十位当今顶级思想家给予指导的学者更值得获得这项殊荣。

但今年的奖项绝不仅仅对戈尔丁有意义，因为它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约50%人口的经济经历理应获得科学探究这样一个早该被承认的事实。今天或许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并不总是如此。直到近10年前，经济学教授们还常常劝阻研究生研究性别相关课题。不出所料的是，往往是当时学习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少数女性才对上述话题最感兴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学术顾问们会这样说。“但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你最好先获得终身教职。”

戈尔丁在这样一种缺乏支持的环境中仍成功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证明了她的干劲与智慧。她所付出的努力为今天与性别相关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根基。但她所获得的认可所蕴含的影响却远远超乎了仅仅作为个人“身份”众多维度之一的性别领域。

早期，经济学只关注从独特个体的所有特征中抽象出来的“代表性因素”。后来，经济学科开始接受异质性，但其程度也仅限于与社会经济地位和经济效果直接相关（如区分受教育及未受教育群体、高收入及低收入群体等）的领域。性别、性取向、文化或出生地等其他特征仍然不属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直到戈尔丁，“身份”的经济含义才得到充分的重视。

需要长篇大论才能总结戈尔丁对经济学所做的贡献，因此我会重点介绍她与当前政策尤其相关的两大见解——其一是针对发展中经济体，另一个是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

第一个见解是，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及两性工资平等。相反，上述关系十分复杂，并取决于包括规则、家庭地位（尤其是子女状况）以及标准的供求势力。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的提高往往与劳动力需求超越男性劳动者供应能力的劳动力需求增加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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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于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女性将自动加入劳动力队伍的长期假设的重要修正。它还可以解释印度令人困惑的状况，即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印度仅30%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过去20年来仍为全球最低之一，实际甚至还有所下降。

但近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将女性及其他历史上未被充分代表的人口群体融入到劳动力队伍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这是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决策者都需要注意的。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美国男女之间的薪酬差异主要由子女造成。在女性生下第1个孩子之前，男女的收入状况大抵相同；但男女薪酬在女性生下第1个孩子后开始呈分化现象。

戈尔丁谨慎地指出，上述模式主要对受过教育的女性适用。但在女性解放水平相对较高的富裕国家，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相当重要。言外之意是，“子女惩罚”对薪酬和职业效果的影响比偏见或歧视更重要。

戈尔丁将此模式归结于目前的工作性质，即需要（或直到疫情爆发前需要）死板的长时间工作以及亲自出现在工作场所，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家庭不断扩大的需求不符。言外之意是更灵活的职业安排（在家工作及满足家庭需求的工作时间）将有助于薪酬差距的缩小。当然，并非所有工作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改变；但疫情证明，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到。戈尔丁的最新著作职业与家庭：女性迈向公平的世纪之旅，对于那些加入到近期关于员工是否应被迫每周5天回归办公室的激烈辩论的人而言理应成为必读之作。

从短期看，诺贝尔奖无法改变女性的尴尬处境，在世界许多国家，许多女性仍被当做二等公民来看待。但长远来看理念非常重要，而就诺贝尔奖代表对某种理念的颂扬而言，今年的评奖过程对女性而言是一次小小的获胜。我们希望，戈尔丁的研究将在未来数年对决策产生更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