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协作大有可为

伯克利—《减少通货膨胀法案》规定到 2030 年将美国的排放量从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40%，恢复了美国在全球气候方面的领导地位。大部分减排将来自更清洁的电力部门——预计到 2030 年该部门将实现 70-85% 的无碳化——美国将处于有利地位，可以与其他国家就电力部门的脱碳展开合作，首先是中国。

诚然，作为对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最近访问台湾的回应，中国已暂停与美国的外交接触，包括气候问题。然而，气候威胁与冷战期间核扩散造成的威胁并无不同。即使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这两个超级大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排放方面）在减少化石燃料“武库”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如能在这十年采取果断行动，两国都可以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健康和安全利益。

中国三分之二的电力依赖煤炭供应，导致其现在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仅与电力相关的排放量就大致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排放量。与此同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正在飙升。 2020 年，其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增量是美国的三倍； 2022 年上半年，它又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投资了 1000 亿美元。

然而，中国可以更快地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特别是如果它愿意与美国合作洁净电力部门的话。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LBNL)、能源创新组织（Energy Innovatio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研究表明，中国最早可以在 2035 年实现 80% 的无碳电力，而不会增加成本或牺牲可靠性。尽管中国已经在开足马力超额完成其到 2030 年 1,200 吉瓦风能和太阳能的目标，但它可以通过利用其无与伦比的可再生资源禀赋和世界领先的清洁技术供应链做得更多。

同样，11 项独立专家研究表明，美国可以在不增加成本或降低可靠性的情况下实现拜登总统到 2030 年实现 80% 无碳电力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变得比现有的煤电更便宜。通过提高储能、保护现有的核能资源以及更灵活地运营天然气和水电，美国可以可靠地淘汰其燃煤电厂，在本世纪末实现低成本可再生电力翻两番。

中国也有类似的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由于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能开发的政策支持，中国清洁能源份额有望从目前的 33% 增加到 2030 年的 50%。中国如能借助包括市场改革在内的更有效的政策支持，可以在洁净电网的同时降低发电和输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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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证明有能力高速大规模部署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要到 2035 年实现 80% 的清洁电力，它需要维持并提高 2020 年世界领先的风能和太阳能发展速度。 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则可以将其太阳能和风能产能提高到 3,000 吉瓦，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将增加约 120 万个清洁能源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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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是中美双方都关心的主要问题。但将可再生能源与据称更可靠的化石燃料对比是错误的选择。 2021 年，德克萨斯州因为冬季风暴乌里而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化石燃料停电，此后不久，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供应危机。

由于煤炭短缺和不正当的市场激励措施，中国电网运营商被迫对工业用户采取电力配给。由于电价为政府定价，因此当电力需求和燃料成本飙升时，电力生产商收到了错误的经济信号：发电越多，亏损越大。

在中国和美国，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也将提高能源独立性，降低与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相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在今年已经充分显现。能源市场冲击推高了天然气价格，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痛苦，美国大约 40% 的电力需求依赖天然气。

同样，中国依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所有这些都变得更加不稳定。但是，LBNL 的电力部门模拟表明，凭借 80% 的无碳电力系统，即使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 35 年的最低点期间，中国电网也可以可靠地满足需求。

由于美国和中国推动无碳发电所需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国可以在电力市场改革方面进行合作，即使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合作。中国已经在发展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这是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利用多样化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关键工具——但它可以从美国过去 25 年改善竞争市场的经验中受益匪浅。

美国运营商在管理高可再生电网和集成电池储能等新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中国同行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促进其依赖煤炭的省份的发展，就像美国通过IRA和 2021 年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所做的那样，这些法案为煤炭依赖社区的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投资提供资金。

尽管安全局势紧张，但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的协调可以带来许多互利。除了技术和知识交流外，中美还可以共同致力于快速脱碳，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设定美国到 2030 年、中国到2035年清洁电力达到 80% 的目标。

通过追求共同利益和机遇，美国和中国可以引领世界电网脱碳。他们的领导人绝不能让目前的政治分歧成为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