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在美国为扭转其气候变化政策做准备之际，中国已经显著升级了其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成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竞争的又一条战线。谁将首先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
美国当选副总统拜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新政府旗开得胜的执政计划。 拜登承诺在就职的第一天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誓言将减少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作为其政府经济决策的核心，其目标是让美国不迟于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为确保达到目标，他成立了新的白宫气候政策办公室，并任命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重量级团队，包括邀请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国际特使。
同样，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最近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誓言到2030年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至少减少65％”，而这比中国先前设定的到2060年“达到减少 65％”的计划又前进了一步。
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成本不会太高。 按能源转型委员会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零碳经济成本将不到GDP的0.6％。 根据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推算，美国仅以GDP的0.4％的成本就能成功达到目标。
但是，即使美国和中国朝着同一终点目标竞赛，他们也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例如，鉴于中国在恢复植树造林方面的丰富经验，它可能比美国更关注通过自然固碳的路径来达到目标。 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森林覆盖面积增加60亿立方米。
而且，中国已经比美国更加详细地规划了其绿色发展路线。 中国领导人已将气候目标纳入其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
中国经济规划部门认为，其碳中和愿景是向高质量增长与发展转变的基础。 按照这一政策方向，中国能源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研究了实现碳中和承诺，并同时实现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愿景，的具体可能的途径。
如果美国要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将必须采取类似的全面且系统的政策措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和确保技术创新。 尽管拜登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将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从头开始。 在过去的四年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行动，反而采取了退步的破坏性政策，包括制定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的法规。
好消息是，拜登拥有一个有助于其施政成功的框架：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零碳行动计划”。 与中国的战略非常相似，这个计划也聚焦于六个主要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即发电、运输、建筑、工业、土地使用和材料，这些正是贡献碳排放和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主要领域。
但是，与中国不同，美国具有联邦制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而执行像零碳行动计划这样的公共利益策略不仅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领导力和大量资金，而且还需要与州等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此外，为了实施大胆的改革，拜登政府将必须克服来自共和党人的抵抗，共和党人既反对强烈的气候行动，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反对产业政策。 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对拜登的气候行动提出法律挑战。
回到中国的经济决策，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简单行政过程。 相反，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地方试验，包括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不断适应以及将成熟发展经验的广泛推广。
尽管中国享有中央集权体制的声誉，但其决策过程实际上包括系统的反馈机制，使领导人能够了解及响应公众的需求。 例如，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的中央与地方领导会一起讨论并确定下一年的政策和目标。在此期间，中央部门的工作组会与地方官员进行磋商，以对当地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同时征求外部专家的意见，包括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有关中国发展与政策的分析。
在目前的中国，市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反馈机制。 与国外的普遍看法相反，市场在分配资源、创造就业、协调供需、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且不断扩大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不仅要求GDP增长，而且还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
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让其领导人比美国更容易实施大胆的改革及全面且长期的计划。 但是，中国的体制在深入理解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和成本等技术层面，特别是在比较与绿色能源、材料、运输系统、工业和农业技术、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相关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方面，还面临复杂严峻的技术挑战。
而在这些技术领域，中美可以展开 “建设性的竞争”，美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互惠”协议模式对中国提供帮助。 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不应该在“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上要求互惠，而是应该“以美国最强大、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领域为参照向中国提出互惠协议”以便达到“最大杠杆”效应。 这可能意味着与中国共享有关绿色发展技术的知识，以换取更高的透明度和更高并共享的绿色发展标准。
个别国家在政策领域的进步通常难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惠。 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到本世纪中叶可以达到零净排放，那将会惠及我们每一个人。一场建设性的互利竞争，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将使两国更快地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
香港 – 在美国为扭转其气候变化政策做准备之际，中国已经显著升级了其绿色发展政策与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成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竞争的又一条战线。谁将首先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
美国当选副总统拜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新政府旗开得胜的执政计划。 拜登承诺在就职的第一天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誓言将减少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作为其政府经济决策的核心，其目标是让美国不迟于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为确保达到目标，他成立了新的白宫气候政策办公室，并任命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重量级团队，包括邀请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国际特使。
同样，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承诺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最近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誓言到2030年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至少减少65％”，而这比中国先前设定的到2060年“达到减少 65％”的计划又前进了一步。
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成本不会太高。 按能源转型委员会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零碳经济成本将不到GDP的0.6％。 根据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推算，美国仅以GDP的0.4％的成本就能成功达到目标。
但是，即使美国和中国朝着同一终点目标竞赛，他们也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例如，鉴于中国在恢复植树造林方面的丰富经验，它可能比美国更关注通过自然固碳的路径来达到目标。 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森林覆盖面积增加60亿立方米。
而且，中国已经比美国更加详细地规划了其绿色发展路线。 中国领导人已将气候目标纳入其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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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规划部门认为，其碳中和愿景是向高质量增长与发展转变的基础。 按照这一政策方向，中国能源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研究了实现碳中和承诺，并同时实现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愿景，的具体可能的途径。
如果美国要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将必须采取类似的全面且系统的政策措施，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和确保技术创新。 尽管拜登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将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从头开始。 在过去的四年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行动，反而采取了退步的破坏性政策，包括制定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的法规。
好消息是，拜登拥有一个有助于其施政成功的框架：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零碳行动计划”。 与中国的战略非常相似，这个计划也聚焦于六个主要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即发电、运输、建筑、工业、土地使用和材料，这些正是贡献碳排放和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主要领域。
但是，与中国不同，美国具有联邦制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而执行像零碳行动计划这样的公共利益策略不仅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领导力和大量资金，而且还需要与州等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此外，为了实施大胆的改革，拜登政府将必须克服来自共和党人的抵抗，共和党人既反对强烈的气候行动，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反对产业政策。 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对拜登的气候行动提出法律挑战。
回到中国的经济决策，其实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简单行政过程。 相反，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地方试验，包括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不断适应以及将成熟发展经验的广泛推广。
尽管中国享有中央集权体制的声誉，但其决策过程实际上包括系统的反馈机制，使领导人能够了解及响应公众的需求。 例如，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的中央与地方领导会一起讨论并确定下一年的政策和目标。在此期间，中央部门的工作组会与地方官员进行磋商，以对当地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同时征求外部专家的意见，包括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有关中国发展与政策的分析。
在目前的中国，市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反馈机制。 与国外的普遍看法相反，市场在分配资源、创造就业、协调供需、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且不断扩大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不仅要求GDP增长，而且还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
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让其领导人比美国更容易实施大胆的改革及全面且长期的计划。 但是，中国的体制在深入理解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和成本等技术层面，特别是在比较与绿色能源、材料、运输系统、工业和农业技术、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相关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方面，还面临复杂严峻的技术挑战。
而在这些技术领域，中美可以展开 “建设性的竞争”，美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互惠”协议模式对中国提供帮助。 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不应该在“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上要求互惠，而是应该“以美国最强大、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领域为参照向中国提出互惠协议”以便达到“最大杠杆”效应。 这可能意味着与中国共享有关绿色发展技术的知识，以换取更高的透明度和更高并共享的绿色发展标准。
个别国家在政策领域的进步通常难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惠。 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到本世纪中叶可以达到零净排放，那将会惠及我们每一个人。一场建设性的互利竞争，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将使两国更快地冲刺零净排放终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