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问题很大，甚至是事关生死存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特别是二氧化碳——正在迅速推高全球气温，改变我们所熟知的生命。如果气温升高到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科学家们警告，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联合国的襄助下，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政客们宣布，世界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确保气温不会超过2℃阈值。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
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应该有所不同。它产生了一份文件，上有197方签字，包括了气候政策的总体指引，也标志着解决这一问题终于有了全球承诺。但和往常一样，排放继续稳步上升，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到了令人警惕的水平。去年的波兰卡托维兹气候会议——重点是让巴黎承诺具体化和产生约束力——对此徒劳无功。
联合国气候会议一直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它们的日程——集中于自愿的、量化的目标——存在根本性缺陷。
在联合国会议上就量化的、全体适用的减排目标上达成一致很容易。但各国自动将遵守这些目标视为牺牲：为了减少x吨排放，我们要损失y百万个工作岗位，GDP会下降z万亿美元。由于对于不遵守目标的行为并没有实际制裁或惩罚，到了最后关头，政府大可以改变看法。
即使某国政府真的严守承诺，比如，采取新监管措施约束高排放行业，它也未必得到想要的结果。企业也希望避免做出任何牺牲，因此它们会寻找各种规避监管的办法，包括行贿政府官员网开一面。
公平问题可能进一步削弱兑现联合国气候承诺的激励。为什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要做出与富裕的西方国家同样的减排量，不管是绝对量还是比例量？毕竟，在通往高收入阶段的道路上，西方经济体可以说是恣意排放。
穷国不但要面临富国从未遇到过的发展约束；覆盖建立低碳经济的成本对他们来说也要困难得多。补偿问题有所讨论，各国从未就谁应该获得多少支持、又由谁为支持买单等问题形成一致。因此，争论被推迟到下一次会议。与此同时，大气中二氧化碳量不断地增加。
作为联合国气候日程基础的自愿量化限制无法产生强有力的危机解决方案。更好的方针是对全球征收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比如每吨100美元。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从经济角度，碳排税可以为气候行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因为它立即可以给政府带来收入。全球税在政治上也比国家措施更加可行——比如，法国燃油税引发了针对马克龙总统的大面积示威——因为消费者不必承担所有成本。
诚然，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会升高，具体的数字取决于供求的价格敏感性。如果是有供给完全无弹性（即，如果世界油井数量固定，采油无成本），那么市场价格将下跌，跌幅等于征税额。在这一情形中，全部税收成本将由油井所有者承担。
但供给不是完全非弹性的。如果市场价格很高，新石油储量（开采成本更高）就会得到开发；如果市场价格较低，一些现有产能会关闭。因此，石油公司根据变化的需求作出的调整幅度将决定全球二氧化碳税对消费价格的效应。
因为供给也非完全无弹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共同承担二氧化碳税，这意味着双方都有激励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使用，从而减少排放。如果数十亿美元的新税收收入——至少部分由石油生产商承担——被用于广泛受益或受欢迎的投资，选民就会很乐意接受二氧化碳税。
二氧化碳税也将大大有利于解决量化排放限制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因为政府接受公司贿赂的激励降低了，特别是如果官员是要受到税收收入目标问责的话。即使是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也会因为税收收入增加的吸引力而支持二氧化碳税。从这个角度，二氧化碳税是“激励相容”的：所有政府——不管腐败还是诚实，独裁还是民主，气候怀疑派还是气候领导者——都有动机实施并执行（只要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这么做）。
对于公平问题，可以用权宜之计解决：所有石油消费国，不论穷富，都能得到部分由石油生产国出资的税收收入，其中不乏世界最富裕（有的也是最腐败）的经济体。这也许不是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的最优方式，但是可行方式。而纳入再分配要素能够降低不满富裕国家所享受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行动的抵制。
下一次联合国气候会议将在12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这意味着全世界有八个月时间准备一项以协调全球二氧化碳税为焦点的新日程。石油生产国会投票反对它，因为它比当前承诺更加难以避免落实。但如果国际社会的大多数都支持这项措施，联合国会议终将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通往降低全球排放、遏制气候变化。
斯德哥尔摩—问题很大，甚至是事关生死存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特别是二氧化碳——正在迅速推高全球气温，改变我们所熟知的生命。如果气温升高到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科学家们警告，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联合国的襄助下，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政客们宣布，世界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确保气温不会超过2℃阈值。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
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应该有所不同。它产生了一份文件，上有197方签字，包括了气候政策的总体指引，也标志着解决这一问题终于有了全球承诺。但和往常一样，排放继续稳步上升，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到了令人警惕的水平。去年的波兰卡托维兹气候会议——重点是让巴黎承诺具体化和产生约束力——对此徒劳无功。
联合国气候会议一直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它们的日程——集中于自愿的、量化的目标——存在根本性缺陷。
在联合国会议上就量化的、全体适用的减排目标上达成一致很容易。但各国自动将遵守这些目标视为牺牲：为了减少x吨排放，我们要损失y百万个工作岗位，GDP会下降z万亿美元。由于对于不遵守目标的行为并没有实际制裁或惩罚，到了最后关头，政府大可以改变看法。
即使某国政府真的严守承诺，比如，采取新监管措施约束高排放行业，它也未必得到想要的结果。企业也希望避免做出任何牺牲，因此它们会寻找各种规避监管的办法，包括行贿政府官员网开一面。
公平问题可能进一步削弱兑现联合国气候承诺的激励。为什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要做出与富裕的西方国家同样的减排量，不管是绝对量还是比例量？毕竟，在通往高收入阶段的道路上，西方经济体可以说是恣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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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不但要面临富国从未遇到过的发展约束；覆盖建立低碳经济的成本对他们来说也要困难得多。补偿问题有所讨论，各国从未就谁应该获得多少支持、又由谁为支持买单等问题形成一致。因此，争论被推迟到下一次会议。与此同时，大气中二氧化碳量不断地增加。
作为联合国气候日程基础的自愿量化限制无法产生强有力的危机解决方案。更好的方针是对全球征收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比如每吨100美元。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从经济角度，碳排税可以为气候行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因为它立即可以给政府带来收入。全球税在政治上也比国家措施更加可行——比如，法国燃油税引发了针对马克龙总统的大面积示威——因为消费者不必承担所有成本。
诚然，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会升高，具体的数字取决于供求的价格敏感性。如果是有供给完全无弹性（即，如果世界油井数量固定，采油无成本），那么市场价格将下跌，跌幅等于征税额。在这一情形中，全部税收成本将由油井所有者承担。
但供给不是完全非弹性的。如果市场价格很高，新石油储量（开采成本更高）就会得到开发；如果市场价格较低，一些现有产能会关闭。因此，石油公司根据变化的需求作出的调整幅度将决定全球二氧化碳税对消费价格的效应。
因为供给也非完全无弹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共同承担二氧化碳税，这意味着双方都有激励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使用，从而减少排放。如果数十亿美元的新税收收入——至少部分由石油生产商承担——被用于广泛受益或受欢迎的投资，选民就会很乐意接受二氧化碳税。
二氧化碳税也将大大有利于解决量化排放限制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因为政府接受公司贿赂的激励降低了，特别是如果官员是要受到税收收入目标问责的话。即使是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也会因为税收收入增加的吸引力而支持二氧化碳税。从这个角度，二氧化碳税是“激励相容”的：所有政府——不管腐败还是诚实，独裁还是民主，气候怀疑派还是气候领导者——都有动机实施并执行（只要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这么做）。
对于公平问题，可以用权宜之计解决：所有石油消费国，不论穷富，都能得到部分由石油生产国出资的税收收入，其中不乏世界最富裕（有的也是最腐败）的经济体。这也许不是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的最优方式，但是可行方式。而纳入再分配要素能够降低不满富裕国家所享受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行动的抵制。
下一次联合国气候会议将在12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这意味着全世界有八个月时间准备一项以协调全球二氧化碳税为焦点的新日程。石油生产国会投票反对它，因为它比当前承诺更加难以避免落实。但如果国际社会的大多数都支持这项措施，联合国会议终将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通往降低全球排放、遏制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