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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wants external developments to drive up its borrowing costs and weaken its currency, which is what the UK is facing today, together with serious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challenges. But i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sponds appropriately, recent market volatility might turn out to have a silver lining.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communicate better what it is doing to boost resilient growth – and to do more.
Ricardo Hausmann
urges the US to issue more H1-B visas, argues that Europe must become a military superpower in its own right, applies the “growth diagnostics” framework to Venezuela, and more.
Now that Donald Trump is returning to the White House, he believes that i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Greenland. But as an autonomous Danish territory where the US military already operates, Greenland has no reason to abandon its current political arrangement.
explains why the US president-elect's threats to seize the Danish territory are so 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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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气候问题称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美国重新加入了联合国的相关谈判同时，正在推进国内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立法。
但是，美国在此立场上的改变，并不意味这美国和欧洲已经就气候问题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虽然大家对长期的目标一致——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减少80%，但在具体实施方面，还有着重大的分歧，这就更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以免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分道扬镳，哥本哈根会议是继1997年京都会议后的又一次关键性会议。
那么，双方的分歧主要包括哪些呢？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欧洲和美国在减排问题上的起点不同。当年，欧洲15国在京都集会的时候，目标是到2012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8% 。当时的美国没有参与京都谈判，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的排放量增加了19%。以此同时，欧洲15国的排放量减少了8%，虽然没有达到京都协议的目标，但比美国的排放量要低。
如果近距离观察这些数据，我们将发现，相当多数的欧盟国家并没有有计划地削减碳排放。京都协议的1990年基准正好和德国的统一是一年。因此东德的碳排放也包括在欧盟的最初数据中。而此时英国的能源政策也在改变，从依赖煤炭转为利用北海的天然气。如果英德两国不计算在1990——2005年的数据中，那么欧盟13国的排放量实际增长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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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来说，美欧之间的分歧不是什么京都协议或是欧盟的气候政策，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欧洲环境署一直坚持说欧盟将会达到2012年的目标。如果这样的话，欧盟必须重新植树造林或是采取其他京都会议的办法，例如排放配额交易等，而在当时的会议上，欧盟对此是持反对立场的。
第二，奥巴马政府提议的减排标准对国会来说是最高极限。但依然低于欧盟要求的20/20/20要求。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减少2005年基准的14%。到2050年减少83%（奥巴马将2005年作为基准，而不是1990年）。今年夏天，众议院勉强通过了瓦克斯曼-马凯法案，接受了奥巴马的提议。但本法案的减排目标并不令人满意。欧盟要求美国在哥本哈根提出一个相同的基准，更高标准的目标。
欧盟必须知道，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让国会通过减排的法案非常困难。一群顽固的参议员们会尽力阻止任何气候立法。而且全球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不能再给公司和个人增加经济负担。我们相信国会会通过某种性质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法案，时间可能是在明年。但标准可能比欧盟的目标还有低。
进一步来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奥巴马不可能接受超过国会批准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如果没有来自中印两国作出的相应减排承诺，奥巴马也不可能在参议院上获得参议员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内能源使用的标准，但不可能接受减排的标准。如果美国国内通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法案，将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对那些没有履行减排标准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解决欧美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办法。对于欧盟来说，尽早地和奥巴马政府的负责气候问题的高官沟通，可以帮助他们及时理解美方的立场。同时，欧美应该加强合作，说服中印两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上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因为，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和欧洲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避免灾难性的结果出现，同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实质意义上的努力。1992年的里约协议呼吁发展中国家采取“和而不同”的行动，而不是不作为。当然，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转移的资金支持。但欧美国家不能以放弃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代价。
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对于欧盟来说，就是整个国家集团）必须达到自己的减排目标。共同作出努力，来达到科学家认为能够保持世界稳定发展的全球温度。在京都协议中，当时称为“附件一”的发达国家都有着相同的目标。哥本哈根和京都的差别，这样的改变对于欧盟来说有点难度，因为相比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这对欧盟国家的公司来说过于苛刻。但这也许是目前条件下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于气候问题的立场有所改变。但由于本国政治现状的限制，奥巴马在整个问题上能走多远，以及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改变也相当有限。越早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后京都协议才能达成。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对美国的殖民者说：“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如果变成一盘散沙，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