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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的新衣

伦敦—自2020年3月以来,英格兰银行(BOE)通过所谓的资产购买便利(APF)购买了4500亿英镑的英国政府债券,几乎全是新冠危机开始以来政府发行的新债券。 BOE的购买行为几乎是赤裸裸地运用量化宽松(QE)为政府赤字融资和确保低借贷成本。这还是货币政策?还是属于央行在后门执行财政政策?

BOE声称,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没有联系,其资产购买的目的只是为了达到其规定的2%的通胀目标。2020年3月以来的BOE资产购买量恰好 同期政府的赤字相当,这一事实不过是巧合。其他说法——BOE正在秘密为赤字提供资金——带有阴谋论的味道。

此外,BOE捍卫者表示,哪怕是最轻微地暗示QE规模稍稍偏离了实现BOE通胀目标所需要的大小,也会损害央行的反通胀资质。BOE如何既充当政府代理人,又能保持制衡政府过度支出的信誉?BOE不执行财政政策,句号:这是财政部的专利。

很容易看出我们是如何滑入这个镜厅的。中央银行归政府所有,直到最近一直视为国库经营机构。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正统观念,即政府过度借贷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央行被设定了通胀目标,并被授予利率控制权以达到通胀目标,而政府则不得不通过削减开支来平衡账目。

这把宏观调控从政府转给了中央银行。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支出超过收入,央行将提高政策利率,使两者的"超额支出"更加昂贵。在2008-09年大崩盘之前,许多人称赞这个制度成功地保持了通货膨胀稳定低企,这与此前凯恩斯时代的通胀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但这一分析排除了保持低物价水平的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来自中国低成本制造商的竞争日益加剧。

2008-09年大衰退导致角色逆转,而叙事没有随之逆转。货币政策现在变为扩张性,而财政政策变为收缩性。由于利率政策受到"零下限"的桎梏,各国央行诉诸"非常规货币措施"——事实上便是印钞票——来实现复苏。与此同时,政府削减了用来对抗经济衰退的传统工具——支出,原因是支出具有通胀效应。其结果是随后的复苏堪称史上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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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财政和货币政策终于一起扩张。但是,现在财政政策正在推动货币政策这一事实是不能被承认的,因为这会挑战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感觉。更为根本的是,一旦承认光靠货币政策本身几乎无法稳定经济,支持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知识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座大厦可以追溯到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6年对货币数量论的灾难性重述。此后,大多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开始相信,市场经济自然稳定于充分就业,只需要决策者保持物价稳定,因为未来通胀的不确定性给私人企业的决定带来了一个关键的怀疑因素。因此,独立的中央银行应该得到货币发行控制权,而政府应该平衡预算,从而减少用宏观经济政策对管理物价水平。

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理论的重述,关键取决于"货币余额需求稳定"这一看似无害且经验上未经证实的假设。可预测的储蓄与支出比率让央行控制了物价水平。通过改变向公众提供的资金数量,中央银行可以达到它想要的任何物价水平,从而同时确保经济不会过冷或过热。

但弗里德曼忽视了凯恩斯所说的"投机性货币需求"。该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雷(Ralph Hawtrey)在1925年简明扼要地提出。 “当交易疲软时,交易者会积累现金余额,因为任何企业的利润前景都很小,而且任何投资的(回报)率都很低,”霍特雷说,“当交易活跃时,闲置余额是更严重的损失,交易者会赶紧将所有资源用于其生意。”

这意味着经济状况决定着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不是相反。未来通胀的不确定性只是影响企业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一,这些因素反映了企业对"门前客户"的期望。因此,中央银行通过纯货币操作控制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水平的能力非常有限。

底线是,要使货币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经济,就必须以可预测的方式花钱。只有当花钱者是政府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因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取决于 中央银行成为财政部的代理人。但是没有人能承认这一点,因为财政部是邪恶的,中央银行是善良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官方叙事仍然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任何关联当然都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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