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必须直面土耳其的现实

纽约—土耳其已经与其从前的盟友美国彻底翻脸，目前，土耳其货币危机已经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眼前的问题是土耳其拒绝释放因美国牧师安德鲁·布朗森（Andrew Brunson）。布朗森被控在2016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中从事恐怖主义、间谍和颠覆活动。

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布朗森被捕是正确的。但其反应适得其反。特别是，美国增加土耳其钢铝进口关税可能进一步破坏土耳其经济信心，引发更广泛的危机，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此外，关税让埃尔多安能够将国内经济不利局面归咎于美国，而不是自己的无能。

仍有可能，土耳其政府找到办法释放布朗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急于向其核心票仓之一的福音派表忠心——将取消关税。但即使眼前的危机得到解决，美土关系——以及更一般的西方-土耳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仍然存在。这一关系正在缓慢但确定地恶化，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尽管特朗普政府“怼”土耳其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它所选择的反应手段以及问题都是错误的。

土耳其和西方的关系向来建立在两个原则的基础上，这两个原则都已不复存在。第一个原则是土耳其是西方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是自由民主国家。但土耳其既不自由，也不民主。它实际上是正义与发展党（AKP）统治下的一党专政，权力集中在同时担任AKP党魁的埃尔多安手中。

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制衡机制基本从土耳其政治制度中消失，总统控制着媒体、官僚和法院。埃尔多安用来作为囚禁布朗森的借口的未遂政变，同时也是其他成千上万人成为阶下囚的理由。目前，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绝无获得欧盟成员资格的可能。

作为土耳其的“西方”地位的基础的第二个原则是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最近，土耳其从美国购买了100多架先进的F-35战机。但在最近几年中，土耳其也支持了叙利亚圣战集团，与伊朗眉来眼去，还从俄罗斯购买S-400地空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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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土耳其和美国在叙利亚各自为战。叙利亚库尔德人是美国的紧密伙伴，但被土耳其人视为恐怖分子，因为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集团一直在寻求自治权甚至独立。在这一背景下，不难想象美国和土耳其力量会发生碰撞。

有人说，当前美土摩擦并非新鲜事；两国向来差异甚大。土耳其人不满于美国决定从土耳其撤出中程导弹（作为结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协议的一部分）。两国在1974年土耳其干预随后占领北塞浦路斯事件，以及美国支持希腊的问题上再度发生冲突。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拒绝向美军开放因切利克（Incirlik）空军基地，最近几年，土耳其因为美国拒绝引渡藏身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而非常愤怒。埃尔多安认为居伦是2016年政变的幕后主使。

尽管如此，今天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在冷战期间保持两国紧密关系的反苏因素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美土关系就像是没了爱的婚姻，双方早已同床异梦，彼此之间没了任何实质联系。

问题在于，北约条约没有“离婚”机制。土耳其可以退出欧盟，但不能被扫地出门。出于这一现实，美国和欧盟应该对土耳其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

首先，决策者应该在有把握时批评吐热气政策。但他们也应该减小对因切利克等土耳其军事基地的依赖，不让土耳其获得F-35等先进军事设备，并重新考虑在土耳其部署核武器的政策。此外，美国决不能引渡居伦，除非土耳其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政变，其罪行足以让他在美国也需要受审，并满足1981年双边引渡条约的条款。美国也不应该放弃库尔德人，因为他们在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美国和土耳其应该等待埃尔多安时代的结束，然后以有利条件接近土耳其新领导层。条件应该包括用西方的支持换取土耳其致力于自由民主和基于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击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埃尔多安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警告说，美土伙伴关系“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美国单边主义和失礼状况得不到扭转，土耳其将开始寻找新盟友。事实上，这一伙伴关系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而埃尔多安也早已开始了寻找新盟友的过程。美国和欧洲必须适应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