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安全问题
伦敦—11月,我13年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安理会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我大吃一惊。2000年9月的世界似乎与现在非常不同。那时我们试图构建柏林墙倒塌十年后的新安全秩序。当然,那时有那时的挑战。但在我们谈论根除发展中世界的贫苦问题时,氛围很轻松,甚至可以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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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11月,我13年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安理会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我大吃一惊。2000年9月的世界似乎与现在非常不同。那时我们试图构建柏林墙倒塌十年后的新安全秩序。当然,那时有那时的挑战。但在我们谈论根除发展中世界的贫苦问题时,氛围很轻松,甚至可以说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