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增长谜团

发自纽波特滩——请问一下各位读者，巴西、中国、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冰岛、爱尔兰、韩国、葡萄牙、英国和美国这些各不相同的国家都会最优先考虑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首先并不是债务和赤字，也不是要处理一系列不负责任借贷行为留下的烂摊子。当然，这些都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在少数情况下还相当紧迫。但这些国家面临最紧迫的挑战是在长期重构的全球经济下发展出一个增长模式，以提供更充足，高薪且稳定的工作岗位。

从理论与实践上来说，这都是一个无法轻而易举解决的挑战。当面临这个挑战时，其过程很有可能是局部且不平衡的，它会突显出一些差异性，并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上产生棘手的协调问题。

过去几年已经显示了长期增长模型的效能在下降。有些国家（比如希腊和葡萄牙）依赖于举债的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活动。有些国家（试想塞浦路斯、冰岛、爱尔兰、英国和美国）则利用金融机构杠杆不可持续的短期提升来资助私人部门活动，有时甚至罔顾其经济基本面。还有一些国家（中国和韩国）则利用看似无限的全球化及活跃的国际贸易来夺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而最后这一组以中国为先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期数据突出显示了这些模式有效性的同时丧失。最近五年全球增长平均仅为2.9%，远低于1971年以来任何一个五年时期。虽然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优于发达国家，但这两种国家的经济都有所放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而新兴国家则为5.6%——远低于上一个五年段的7.6%。

那些金融依赖国的高杠杆系统是最先碰壁的，这让很多不加鉴别接受“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理念——意指宏观经济和资产市场的波动已经永久缓和的想法——的人非常诧异。反击最初失调状况的大胆政策遏制了全球经济萧条，但它也拖累了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

Introductory Offer: Save 30% on PS Digital

Introductory Offer: Save 30% on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第二个碰壁的是那些高度负债的政府。有些是被银行不负责任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所累——因为政府要用高成本来处理这些损失。面对当即生效的信贷额度限制和大幅度的产出紧缩，它们只能利用国外特殊的官方融资来稳定局面，而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得通过对过去的承诺进行违约来应付（包括对债券持有人，而最近还包括银行储户）。

对其它国家（包括美国）来说，中期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促进明智的政策讨论，却钻到了日渐分化的政治对立牛角尖之中，并产生了对经济增长更为直接的新阻力。

与此同时，一个极度相互依存但（当前）缺乏动力的世界经济已经在限制其外部增长动力的作用范围。相应地，即使是资产负债表良好且杠杆可控的国家也遭遇了增长放缓。

其后果变得异常明显，尤其是西方国家。由于增长不足无法安全地去杠杆化，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高得惊人的青年失业率、不断缩水的社会安全网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正加重着当前一代人的负担，且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也将会有害于未来一代人。

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已经进一步加剧。然而尽管在国家层面上急需重大政策适应性和更好的区域及全球协调，这种进展一直令人失望。

由于政治环境破坏了短期/长期措施的正确组合，国家政策制定陷入了局部方案以及异常的实验性举动之中。其焦点在于拖延时间而不是实施合理措施从而过渡到可持续的政策立场。其实如果当初能及时考虑极度不平等问题的话，那么各国所面对的潜在状况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不确定性。

区域和多边的国家行动也同样不大合理。缺乏良好衔接的共同分析和政策协调，就加剧了这些行动的合法性缺失状况，这就鼓励领导人和公众选择带偏见的述事立场并腐蚀人们对现行体制结构的信心。

考虑到这些趋势，寻找更强健增长模式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比很多人意识到的更为复杂——尤其是世界经济轴心在远离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和高杠杆水平之时。

我们应该期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从动态的自下而上创业精神和传统经济周期性愈合中受益。尽管国会功能失调，私营部门将会逐渐将一个瘫痪不确定的溢价——这妨碍了很多投资——转化成一种破坏性更小的风险溢价。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短期的经济增压器，经济增长和工作的复苏将会较为缓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和政策的风险影响，并会过度有利于那些拥有良好初始财富资源和全球化人才的国家。

其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将会有极大不同——在中国官员会引导经济从外部资源依赖性增长转移到更加平衡的需求上。由于这需要一些根本性的国内再调整，重新平衡将会是渐进且非线性的。

其他国家的前景则更加不确定。由于缺乏政策灵活性，像塞浦路斯这样的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克服危机的直接冲击并调整其增长模式。

让其自由发展的话，这些多倍速前进的动力将会转化为更高的全球整体经济增长，并伴随着庞大的内部及跨国分化状况——问题通常因人口而加剧。问题在于现存的管理系统是否能够协调有效的干预以应对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

如今就需要在内容和程序上的同时实现进步。议会和多边机构必须在促进合作政策实施这方面做得更好，这就需要具备改革陈旧体制的意愿——包括实施政治游说。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今天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经济增长挑战。较强势的部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会继续复苏，但并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体。结果较弱的部门会以更快的速度被超越。如果整个治理系统无法成功调整的话，这些趋势将会让经济更难恢复或保持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