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我们早就知道，快速经济增长井喷会导致不平等性加剧：中国和印度就是最新的例子。但增长缓慢和不平等性加剧——当今发达经济最突出的两大特征——也存在联系吗？
这正是巴黎经济学院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有趣假说。近几年来，皮克提已经发表了不少最重要的关于不平等性的文章。
利用法国精密的官僚体系，皮克提得以重新构建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国民账户。1820年至一战——即某种二级经济社会制度——存在两大特征：一是增长缓慢（每年约1%）；二是继承财富比重惊人，大约要占到GDP的20—25%。
皮克提认为，低增长和继承重要性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继承财富每年可产生2—3%的收益，而新投资只有1%，因此社会流动受到了严重限制，阶层化得到了巩固。
这一状况随着一战的到来而改变。增长加快了，并在二战之后显著提速。1945年后的繁荣期，年经济增长高达5%，继承财富占法国GDP的比重降到了5%，开启了一个相对流动和平等的时代。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的低增长时期，继承财富占法国经济的比重又反弹到了12%。
这一模式应该引起警惕，因为过去十年欧元区平均年GDP增长率只有1%左右。类似地，美国平均年增长率也从1870—1973年的4%左右降到了1973年后的近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低增长和不平等性是相互联系的，但他认为其中的逻辑链正好相反。在最近的采访中，他指出，“我认为不平等性是低增长的原因。”在他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他写道，“政治决定着市场，以将顶层的进步建立在其余阶层的痛苦的基础上的方式决定着市场。”寻租——即富贵精英把资源分配给自己、扼杀其他阶层成功机会的能力——毫无例外地会导致竞争性不足的市场和萎靡的增长。
皮克提的研究对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提供了不少支持：法国经济在一战后启动，在二战后再次腾飞，这两个时期均伴随着法国政治制度的开放和进步改革的实施。
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库泽姆克（Ilyana Kuziemko）指出，有证据表明低增长确实会增加不平等性。公共观点数据和实验研究表明，人们（或至少是美国人）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收入分配的在意程度会下降。比如，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支持降低不平等性的比例在最近的衰退中从68%降至57%，尽管有充分的公共论调（和证据）指责收入最高的1%攫取了几乎所有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果实。
有趣的是，在实际中，不景气可能会触发经济中输家的所谓“耻于最后”的心理机制。实验经济学家发现，被要求参加分配游戏的实验对象处于倒数第二的位置时，他们会对境况坏于他们的人非常吝啬。他们宁可把钱分配给境况好于他们的阶级，也不愿意帮助最底层阶级超过自己。
这一发现与哈佛大学的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相符。弗里德曼在《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Growth）中指出，“经济增长更可能创造更大的机会、对多样化的容忍度、社会流动性、公平承诺、以及对民主的支持。”类似地，增长不振可能产生排外、偏狭以及对穷人的负面态度——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和欧洲正符合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处于30%分位的人竭尽全力不掉到20%或10%分位里去，”弗里德曼说。
因此，一个低增长/高不平等性的经济可能变为自我维持的循环。但斯蒂格利茨和皮克提都认为并不是只能如此。“首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最高的平等性，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再比如日本，它经历了20年的通缩，但仍然成功维持了体面的平等性水平和生活标准，”斯蒂格利茨指出。
皮克提认为，或许关键在于在增长放缓时期进行心理调整：“我们也许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二战后每年4%到5%的经济增长是例外，而（刨去人口增长因素）1%的年增长才是常态。”
事实上，皮克提指出我们的“增长瘾”仅仅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卫生、教育和分配状况的借口”。这种瘾深深地扎根于现时代。“我们忘记了，千百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接近于零，”他写道，“我们当前的实际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每30到50年就能翻一番。”
皮克提认为这样的前景“略显乐观”，但是，他指出，继承财富的比重可能会是增长率是否足以确保更大的社会流动性、降低经济不平等性的有力指标。
罗马—我们早就知道，快速经济增长井喷会导致不平等性加剧：中国和印度就是最新的例子。但增长缓慢和不平等性加剧——当今发达经济最突出的两大特征——也存在联系吗？
这正是巴黎经济学院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有趣假说。近几年来，皮克提已经发表了不少最重要的关于不平等性的文章。
利用法国精密的官僚体系，皮克提得以重新构建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国民账户。1820年至一战——即某种二级经济社会制度——存在两大特征：一是增长缓慢（每年约1%）；二是继承财富比重惊人，大约要占到GDP的20—25%。
皮克提认为，低增长和继承重要性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继承财富每年可产生2—3%的收益，而新投资只有1%，因此社会流动受到了严重限制，阶层化得到了巩固。
这一状况随着一战的到来而改变。增长加快了，并在二战之后显著提速。1945年后的繁荣期，年经济增长高达5%，继承财富占法国GDP的比重降到了5%，开启了一个相对流动和平等的时代。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的低增长时期，继承财富占法国经济的比重又反弹到了12%。
这一模式应该引起警惕，因为过去十年欧元区平均年GDP增长率只有1%左右。类似地，美国平均年增长率也从1870—1973年的4%左右降到了1973年后的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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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低增长和不平等性是相互联系的，但他认为其中的逻辑链正好相反。在最近的采访中，他指出，“我认为不平等性是低增长的原因。”在他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中，他写道，“政治决定着市场，以将顶层的进步建立在其余阶层的痛苦的基础上的方式决定着市场。”寻租——即富贵精英把资源分配给自己、扼杀其他阶层成功机会的能力——毫无例外地会导致竞争性不足的市场和萎靡的增长。
皮克提的研究对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提供了不少支持：法国经济在一战后启动，在二战后再次腾飞，这两个时期均伴随着法国政治制度的开放和进步改革的实施。
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库泽姆克（Ilyana Kuziemko）指出，有证据表明低增长确实会增加不平等性。公共观点数据和实验研究表明，人们（或至少是美国人）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收入分配的在意程度会下降。比如，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支持降低不平等性的比例在最近的衰退中从68%降至57%，尽管有充分的公共论调（和证据）指责收入最高的1%攫取了几乎所有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果实。
有趣的是，在实际中，不景气可能会触发经济中输家的所谓“耻于最后”的心理机制。实验经济学家发现，被要求参加分配游戏的实验对象处于倒数第二的位置时，他们会对境况坏于他们的人非常吝啬。他们宁可把钱分配给境况好于他们的阶级，也不愿意帮助最底层阶级超过自己。
这一发现与哈佛大学的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相符。弗里德曼在《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Growth）中指出，“经济增长更可能创造更大的机会、对多样化的容忍度、社会流动性、公平承诺、以及对民主的支持。”类似地，增长不振可能产生排外、偏狭以及对穷人的负面态度——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和欧洲正符合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处于30%分位的人竭尽全力不掉到20%或10%分位里去，”弗里德曼说。
因此，一个低增长/高不平等性的经济可能变为自我维持的循环。但斯蒂格利茨和皮克提都认为并不是只能如此。“首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最高的平等性，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再比如日本，它经历了20年的通缩，但仍然成功维持了体面的平等性水平和生活标准，”斯蒂格利茨指出。
皮克提认为，或许关键在于在增长放缓时期进行心理调整：“我们也许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二战后每年4%到5%的经济增长是例外，而（刨去人口增长因素）1%的年增长才是常态。”
事实上，皮克提指出我们的“增长瘾”仅仅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卫生、教育和分配状况的借口”。这种瘾深深地扎根于现时代。“我们忘记了，千百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接近于零，”他写道，“我们当前的实际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每30到50年就能翻一番。”
皮克提认为这样的前景“略显乐观”，但是，他指出，继承财富的比重可能会是增长率是否足以确保更大的社会流动性、降低经济不平等性的有力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