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智主义威胁

纽约 – 今年来，与其说美国是一个为全球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大本营，还不如说是造成全球不稳定的一个源头。例子就包括：美国以错误的假设发动伊拉克战争， 对抑制天气变化的努力采取的阻碍的政策，减少援助其它国家发展的金额，对诸如日内瓦公约的国际条约的侵犯。当然，美国的这些引起不安的行为是有许多因素引起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反知识主义，最近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快速走红就是一个例证。

所谓的反智主义，我尤其指的是一种气势汹涌的反科学观念，其蔑视坚持科学和事实证据的人们。而解决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所遇到的挑战，应该对信息按最科学的原则进行严格的分析。

例如，气候变化对地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必须以普遍接受的科学标准和不断发展的天气科学的能力来进行评估。获得诺贝尔奖的全球科学程序，也称之为跨政府天气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为分析人为带来的天气变化的威胁制定了黄金的科学严格标准。我们需要懂科学知识的并擅长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政治家们用这些科学的发现和建议制定政策和达成国际协议。

但是，在美国，布什总统、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们，加上现在的萨拉.佩林，他们的态度走到了科学的对立面。白宫八年来尽其所能把人类造成了气候变化这一毫无疑问的科学共识掩盖起来。美国政府试图阻止为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们向公众说出真话。华尔街日报也同样地兜售反科学和伪科学，反对向人为带来的气候变化宣战。

这些反科学的处理问题方法，不但影响了气候政策，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美国向伊拉克宣战，是基于布什的主观直觉和宗教信仰，而不是严密的事实证据之上的。同样地，佩林把伊拉克战争称之为“上帝赋予的任务”。

尽管有那些脱离现实的权重势大的人，但这些例子不是孤立的。它们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社会相当多的人士反对或者根本就不知气候变化、生物进化、人类健康和其它领域的基本的科学事实，这部分人主要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这些选民一般不会拒绝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益处，但他们拒绝接受事实和科学家们对公共政策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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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PEW基金会进行的调查的数据发现，58%的民主党人相信人类正在造成全球变暖，而只有28%的共和党人这么认为。同样地，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9% 的自认为保守派共和党人士拒绝接受任何进化理论，而67%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则多少会接受某种进化论观点。

肯定的是，有一部分否认者是真的不懂科学，他们是糟糕的美国科学教育的受害者。但是，其他的人却是圣经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现代科学，是因为他们把圣经中的话当作十足的真理。他们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地质学上的证据，因为他们拒绝地质科学本身。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立。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和科学探索进行富有成果的交流的传统，事实上它们也支持科学探索。一千年前的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也是伊斯兰科学统领世界的年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宣称他对进化论基础科学的支持，罗马天主教主教非常支持在基于科学依据之上限制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

几个尖端科学家，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的E.O. Wilson，积极接触宗教社区，并支持向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开战和开展生物保护。而那些宗教社区也以科学相吻的态度进行了回应。

问题是活跃的原教旨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抵触，以及同样活跃的反智主义视专家和科学家为敌人。就是那些观点，有可能把我们全都推向毁灭。总之，这种极端主义能引起战争，其变态的观点是展开这样的战争的基础，他们的观点是，某些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非政治上和合作上的失败而引起。

在许多声明中，佩林似乎有意要祈求上帝来帮她对战争作判断。如果她当选，这是将来的一个不详的信号。她肯定会激怒很多敌人，这些人会以他们各自对原教旨主义的理解来反击美国极端主义者。双方都会把既不属于极端主义者也不属于反科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大众推向危险的境地。

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促使了原教旨主义在世界上那么多地区的兴起。比如，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欧洲就没有发生，但原教旨主义肯定是中东和中亚一些地区的特征。原教旨主义似乎出现在发生深远变革的年代，也就是说当传统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的年代。现代美国政治领域内的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民权时代，这也至少部分反映出白人群体对美国社会非白人和移民少数群体不断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对抗情绪。

人类唯一的希望是，对于气候变化、食品供应、可持续性能源、水资源缺乏和贫困这些巨大的挑战，人类能达成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而这些共识可以取代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如IPCC这样的全球科学程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在最大程度上给了我们期望，那就是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铸造共识。

美国必须重返基于共享的科学态度而非反智主义之上的全球共识。那是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