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全球生物多样性协定

圣何塞—全球各国政府已经在为中国昆明第15次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多方会议（COP15）做准备。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大会：它的目标是要敲定对所有成员国适用的新的生物多样性政策框架。

2010年，CBD纳入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国际社会莫衷一是。一些拥有广袤的热带雨林的国家，花在毁林因素上的补贴百倍于阻止毁林的援助，而在其他维度上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

未来十年将证明，我们绝不能继续把自然的破坏视为“稀松平常”了。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环境和气候临界点，一旦越过这一临界点，将引发灾难性的反馈环，气候变化将无法逆转。本月早些时候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维持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一份主报告表明，当前的人类活动可能导致未来数十年多达一百万种物种灭绝。

如此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影响到人类本身的未来，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拿出有效的公共和私人领导力。在制定理顺国际政策和产业行为的框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聚焦于十个关键重点，并将它们纳入CBD新框架。

首先，我们必须终止全球野生动物和濒危物种交易，供给国和目的国都要将这种行为列为非法。目前，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毫无作为。其次，我们需要就如何监管公海工业化捕捞的问题达成全球协议，该行业的补贴正在导致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

第三，我们必须立即中止产业规模的采伐和焚烧初生林的行为，不管是在热带，寒带还是温带。允许这些行为是极不明智的。产业化采伐对于政府和土著社区都没有好处，而土著社区应该被允许可持续地耕种和采伐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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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第四项重点是全面禁止毁林。在许多国家，毁林只要递交所在地土地用途变更，即可合法地进行。实现零毁林商品的世界需要愿意做出变化的私人公司和消费者的支持。

第五，我们需要各国政府实施碳税，没有碳税，我们就无法有效促使市场失灵。目前，我们不但在补贴化石燃料，也无法为热带森林、农林系统、红树林和湿地所带来的碳隔离提供足够的补偿。2016年，自愿市场的碳价格平均为3美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如果想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全球价格应该达到40美元每吨量级。

实施碳税在政治上可能比较复杂，但非常有经济意义。哥斯达黎加在1997年引入了碳税，如今，每年可以获得3200万美元收入。这些资金被用于为土著社区、农民和其他为了提高生产性土地生物量而种树的人提供环境服务。

第六，我们应该为国际社会的生物多样性措施制定新的财务目标。目前，全球GDP中只有0.08%被用于自然保护。如果在新框架下，我们能够动员1%的全球GDP，我们就能有自愿满足所有我们所制定的其他目标。尽管保护计划是各国政府的内政，但目标应该界定为多边基准，因为生物多样性丧失也是一个共同问题。

第七，我们必须停止——可能的话，最好逆转——PADDD（保护区降级、缩小和取消）事件。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保护地去监管化甚至完全取消保护地位的运动资金充足，十分强大。显然，这类行为对所有保护措施构成了直接威胁。

第八，我们应该着眼于在下一个十年结束前取消一次性塑料制品，因为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的累积正在妨碍其他保护措施。第九，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对各种污染课税。在太多的情形中，污染是完全免费的。没有任何成本的话，这一问题将进一步恶化。

最后，政府急需采取绿色国民统计系统。有效的决策需要最好的可得数据。由于当前经济制度无法统计生物多样性损失、水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它们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

在追求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时，我们应该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教训。巴黎协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各国意识到，致力于减少排放符合自身的利益。CBD各方之间还没有形成这一理解。从现在到昆明会议召开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确保形成这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