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平等未来

基多—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一系列不平等问题。如果领导人真心希望“重建更好未来”，那就必须设置议程、全力应对造成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根源。

性别鸿沟就是不平等问题之一。疫情爆发以来，女性失业率远远高于男性。一个原因是，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中，例如食品服务业和零售业，女性从业者比例较高；女性还面临着更严重的社会稳定与食物保障问题。同样，疫情还会加重赤贫人群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此外，正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所指出的那样，女性原本就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更是加剧了这一不平等现象。 同时，女性往往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疫情爆发以来，家暴也愈加频发、愈加严重。

毫不意外，过去的一年里，女性心理健康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打击。对那些因种族、年龄或移民身份而受到其他形式边缘化的女性而言，疫情造成的负担尤为沉重。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本次疫情加剧了贫富差异。过去一年中，一些亿万富翁的财产急剧飙升，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失业与收入降低风险也远高于高技能劳动者。疫情期间，收入占前10%的人群大多能远程开展工作、收入持续增长；而许多失业者则只能通过借贷维持生计，高负债和低收入人数也因此攀升。

全球层面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也有着天壤之别。发达国家平均投入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来应对疫情影响，这一比率在发展中国家为7%，在赤贫国家则仅为1.5%。到2022年中期，富裕国家的全部人口可能都已接种了新冠疫苗，而超过85个贫困国家则到2023年都难以获得足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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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要“重建更好未来”，就必须建设兼顾所有人利益的经济体——2013年时，前总统奥巴马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要完成这一目标，仅通过提供教育、训练与能力构建资源，帮助那些全球化“抛下”的人群是不够的。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解决办法”基于对当前世界秩序的假设，该乐观假设却存在着深层缺陷。

实际上，解决当今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潜在系统性因素进行更为全面、更具批判性的评估。例如，疫情之所以对女性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影响，其根本性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父权规则，这些规则固化了家庭、劳动力市场与工作场所的分裂局面。

正是由于这些规则，当卫生护理基础设施承载力减弱时，当工作岗位减少时，女性都是首要受害者。许多女性不得不选择欠稳定职业，面临着更多潜在的身体和性暴力风险。因此，即便一小部分女性成功打破了“职业天花板”，更多女性还是留在底层，收拾着残局。

在当下社会体系中，为女性争取更多权益的倡议——包括鼓励女性创业、保障平等法律权利等——固然重要。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应对父权制度的潜在威胁，这也意味着要对这些父权制度扎根的社会体系进行改革。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表明，如今的“游戏规则”只是加固了发展阶梯上层人的地位，处于阶梯底层的人群则很难翻身。

这些“游戏规则”服务的是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助长的是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知识产权和其他一些限制性商业行为保护的是大型跨国企业的市场权益，包括那些科技巨头，而不是小型供应商与消费者，这种情况也阻碍了创新发展。

大型企业利用这些“游戏规则”，将财富藏在避税港中，不支付应承担的份额，也不用于促进就业的投资。政府收入因此减少，国家也无法及时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市场失灵，甚至不能满足危机期间国民的紧迫需求。

最可怕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戏”正受到操纵，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就会减弱，政治分裂与社会不满就会加剧，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也会升级。从对疫苗的怀疑到国际协调的缺失，新冠疫情危机已经映射出诸多不良后果。

75年前，《联合国宪章》吹响号角，呼吁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互依互联世界中的新挑战。如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但严峻的不平等问题阻碍着我们需要的合作。要逆转这一趋势，就需要解决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权力机制问题。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曾警示我们，“不要将赌注押到未来。现在就行动，别拖延。”

Translated by Cui Yijia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