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式微

马德里—在评估2014年全球事件和趋势时，混乱、失序、分裂等词汇或许会主宰我们的脑海。但“软”字也应该出现。事实上，2014年的一大特征是持续涌现出“软”工具解决全球挑战：承诺、判令、自我监管、联合行动以及握手达成协议。根据传统的正是法律组织全球关系的时代结束了吗？

当然，这一朝向“软”法律的转变也发生在你国内环境中。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利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实施移民改革。在超国家层面，新欧盟委员会正在追求其“更加监管”的目标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地使用正式立法程序，将注意力集中于建议、行为准则和指引上。

但国际法的式微最显而易见的仍然是国际领域。G-20的决定越来越不正式，而规则制定权被外包给了私人监管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此外，越来越多的安排不再或极少含有内置执行条款。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所达成的广受欢迎的气候协议以及伊朗与其核计划问题的国际谈判者之间的过渡性“联合行动计划”（实际上是由一次新闻发布会联系起来的两个单边声明）就是其中两个例子。

这些协议也许是积极的发展成果，但它们不能替代可强制实施的官方国籍行为准则。而各国也承认这一点，尽管它们也不愿接受预先确定的条款的正式约束。从贸易谈判和核不扩散到期后行动和海洋边界，我们都迫切需要只有“硬”法律才能提供的明确性和确定性。

那么，是什么阻止了国际社会形成确定的规则？迟迟无法完成的多哈世贸谈判回合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PS Events: Climate Week NYC 2024

PS Events: Climate Week NYC 2024

Project Syndicate is returning to Climate Week NYC with an even more expansive program. Join us live on September 22 as we welcome spe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t our studio in Manhattan to address cr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climate debate.

Register Now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行动方数量的快速增加。在193个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当然要比在这个建立了当代国际秩序的公约的51个最初签署国之间达成协议难得多。

这一挑战的根源在于两大发展趋势：后殖民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国家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主权的崩溃和侵蚀。建立协议不再只是外交部长或国家元首的事情；如今这也是公民社会、专家、国际组织和私人行动方的事情——所有这些行动方都有其自身日程。这也许能让谈判更丰富；但也大大复杂和延长了谈判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确保正式规则制定仍是可行的国际选项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一个潜在解决办法是授权地区代表代表国家组织的利益进行谈判。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从包含较少行动方的条约出发构建更加广大的协议。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巨型地区协议——如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可以充当更好的事实标准制定者，以促进全球协议的形成。

类似地，就伊朗核计划达成有约束力、可强制实行的协议能够鼓励今年春天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Non-Proliferation Treaty Review Conference）形成切实承诺实施2010年左右所达成的行动计划内容——特别是在中东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除非不扩散协议具备传统的法律性，否则这些协议就不足以实现让世界更安全这一目标。

今年还将提供另一个在国际谈判中重建硬法律性的关键机会：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人们广泛认为，这次会议将是世界最后的机会把全球气温升高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之内——超过这一阈值，气候变化风险就会显著提高。

要想获得成功，巴黎会议决不能重蹈六年前哥本哈根会议的覆辙。谈判各方必须超越上个月在利马达成的“各国各自决定打算做出多少贡献”软约束，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若能实现这样的结果，将不仅是限制气候变化努力的福音，也将极大地有利于解决其他全球挑战。确定的、可强制实行的气候变化协议将证明，如今达成硬法律协议尽管困难，但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应该是世界领导人的最低追求。

2014年，较灵活的国际谈判方针或许促进了一些“里程碑式”协议。但如果没有强大的遵约机制，这类协议就没有多少意义。找到办法让正式法律程序适应当今复杂的全球环境是2015年的关键挑战。世界领导人需要成功范例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