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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mport tariffs have triggered a wave of retaliatory measures, setting off a trade war with key partners and raising fears of a global downturn. But while Trump’s protectionism and erratic policy shifts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greatest victim is likely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arns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ism resembles the strateg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ce tried.
It took a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of war to get Germany to dispense with the two taboos – against debt and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s – that have strangled its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Now, it must jo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offering a positive vision of self-sufficiency and an “anti-fascist economic policy.”
welcomes the apparent departure from two policy taboos that have strangled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WIESBADEN—来自海外的受国家掌控的投资—即所谓主权财富基金(SWFs)—现在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美国和法国公开表示了对此的担忧。在德国，争论的焦点也是关于SWFs对该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而这一问题又因为一些曾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权治理的国家的财富增长而更为突出。乘着世界贸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东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海湾国家已将它们的财富融入了全球经济之中。
德国市场的开放性使它们对全球贸易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种开放性不会改变，但现在有人呼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换言之，就是保护机制。
例如，俄罗斯的投资者现在对大量持有德-法航空航天工业公司EADS的股份兴趣高涨。该公司5%的股份已经为一家俄罗斯银行所拥有。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投资动议标志着投资者行为的改变。但究竟是怎样的改变呢？
SWFs并非初来乍到。最早将庞大的国有基金进行投资的国家包括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挪威和新加坡。他们曾经并正在将预算赢余投资于全球的政府债券和国有企业。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也有所谓的“储备基金”。
有的此类基金规模甚为庞大。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的资本资产估计达到8750亿美元，使其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在2007年7月，另一支富有的阿联酋基金，“迪拜国际资本”买下了EADS 3%的股份。而此前该基金已于2006年1月买下了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公司近2%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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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国有基金的科威特投资局持有戴姆勒7%的股份。新加坡拥有两只SWFs—淡马锡控股（资本资产约1000亿美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本资产约3300亿美金）。两只基金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包括对港口营运商PSA的投资。
有些基金运作受到很大的限制。日本的国家海外投资仅限于债券，且大多是美国发行的债券。直到最近，拥有（全世界最大）外汇储备超过1.2万亿美金的中国也遵循着这一严格政策。但这只中国SWF对美国投资公司黑石的30亿美元注资则显示了一种更令人担忧的战略投资政策，一种似乎是以推进自己在某些市场的产业利益为目的的政策。
国有与私营公司界限通常较为模糊的俄罗斯也在欧洲显示了这样的政策。的确，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电讯以及最重要的能源行业的投资，令德国最为关注。
国有投资者的投资目前主要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纯粹为了经济回报么？由于SWFs的资源非常雄厚，所以从理论上将它们应该未雨绸缪避免成为政治性市场操纵的目标，或避免在经济和心理上依赖外国政府的决策。
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举措，不仅在国防工业，也在其他的工业部门阻止外国人进行非其所愿的投资。但是，尽管德国的《对外贸易和付款法案》保护国防工业不被并购（虽然该法律仍需强化），而在其他产业，德国却没有审查可能具有战略目的的SWFs投资的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正鼓励外国投资者增加透明度，并已准备出台一套行为规范。欧盟委员会也希望各方在增强透明度方面达成自愿协议。有些SWFs现在也似乎愿意参与建设性的对话。
但评估潜在的威胁并非易事。大多数投资被认为即便不会增加目的国的安全利益，也会增进经济利益。我们德国需要将这两种利益区别开来。相关的议案正在起草中，它们会形成《对外贸易与付款法案》的修正案和相关的监管机制。在强化该法案的同时，它们也力图避免影响德国经济的开放性。
在新的立法提案中，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投资超过了25%，就可以对公共秩序或安全是否可能受到威胁进行评估。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可以应对关于SWFs的担忧，而又不会在总体上妨碍投资，因为它只适用于极少数的个案。
德国也已计划参照美国的监管模式对其工业进行保护。从1988年开始，美国总统就有权禁止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直接投资。去年又引入了另一项控制机制，因此现在所有涉及外国政府的直接投资都会经由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审核。
互惠原则显然应该适用于跨国投资。德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作为回报，我们德国人要求在国外享有同样的市场准入。而正如德国自身在同法国和西班牙打交道的经验中所显示的那样，欧洲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和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外国人被限制只能少数控股并必须面对高进口关税和无数的非关税壁垒。
保护性措施必须作为特例而不是规则。我们欧洲人必须接受全球竞争和基于国内外经济蓬勃发展的跨国投资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允许自己被动地成为其他国家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经济玩物。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形成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就意味着打造适当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