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
2010年8月,多国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出席了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经济研讨会,会上他们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对世界经济远期前景持悲观态度。
该论文名为《危机之后》,由卡门•瑞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文森特•瑞哈特(Vincent Reinhart)执笔,援引了卡门新近与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联合著作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
该论文将三年前开始的金融危机同历史记录相比较,指出在后危机时代的“十年过渡期”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住房价格将明显走低,同时失业率大幅升高。由此可以推测,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七年。
经济理论的发展还不完备,尚难利用理论统计数据或数学模型预测出重大拐点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历史数据提供指导。历史或许只是一门“软”社会科学,但是,若想从重大危机中吸取经验,我们就不能忽视历史(不仅限于现当代史)的价值。
另外,我们还需要具备全球视野。经济学家多仅研究本国经济史,这种做法简便易行而且在大多数本国国民看来较为重要。但是,单以一国的标准衡量,重大金融危机并不多见,我们只有把目光放远才能获得充分证据以解释危机模式。
许多普通人觉得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历史上重大危机的翻版,瑞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是对这种看法的拓展与概括。
自2007年危机开始以来,人们就在考虑当今形势是否同大萧条有相似之处。那场严重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之后,影响波及全球且持续超过十年之久,而股价大跌和房产缩水在本次危机前也曾出现。
无独有偶,人们还联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在股价和房价下跌后呈现的疲软态势。过去有人将那段时期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现在看来应该总结为广义的“失去的十年”现象。
这些历史模式能否预示将来?这值得考虑。当然,单就这两个案例还远不足以判断未来走势。
然而瑞哈特和罗格夫却是系统地研究了现代金融史上众多危机案例,如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之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各国金融危机——1977年的西班牙、1981年的智利、1987年的挪威,1991年的芬兰和瑞典,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1998年的哥伦比亚,2001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
由此可见,研究涉及面远多于两个现代案例(尽管所涉多个案例发生时间相近,并非全无关联)。瑞哈特和罗格夫从中发现,例如,发达国家在后危机十年中,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中位数下降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中位数上升五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瑞哈特和罗格夫指出,一般而言,在后危机十年中债务水平和债务杠杆提高,进而刺激资产价格在长期内居高不下。危机前繁荣期中,人们认为当时形势与历史危机大有不同,因而任凭经济泡沫长时间膨胀——两位研究者称之为“这次不一样综合征”。
这看来是瑞哈特和罗格夫著作中提出的新式经济理论的源头,但此论点并不严谨。“这次不一样综合征”更接近心理学现象而非理性概念,因而该理论或许带有些行为经济学色彩。但是,运用这一理论尚不能令我们准确预测经济走势。
除此之外,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危机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不愿这样讲——讲了就难免符合他们所说的“综合征”——但是这次可能确有不同。因为现代史上的多次危机发生时,各国经济学家都在鼓吹基于“理性预期”的经济模式的价值。该模式强调市场经济应尽量自由运作,政府不应横加干预。
“理性预期”学说认为经济泡沫根本不会出现——因此泡沫一旦出现,也视而不见、任其膨胀。然而,这一学说已渐势微,目前政界和商界决策者经常警告注意经济泡沫并实际采取对策。所以,这次确实会有一些不同。
由此看来,由危机引起的疲软十年现象也就似乎与当前形势无关。当然,相反希望当今危机之后经济将转好的观点同样是不经之谈。
要是你打碎一片镜子,就会走上七年的霉运——这只是迷信。但是当你任由金融市场疯狂发展直至崩溃,你可能真的会经历数年的经济不振——这是历史经验。
纽黑文——
2010年8月,多国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出席了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经济研讨会,会上他们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对世界经济远期前景持悲观态度。
该论文名为《危机之后》,由卡门•瑞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文森特•瑞哈特(Vincent Reinhart)执笔,援引了卡门新近与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联合著作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
该论文将三年前开始的金融危机同历史记录相比较,指出在后危机时代的“十年过渡期”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住房价格将明显走低,同时失业率大幅升高。由此可以推测,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七年。
经济理论的发展还不完备,尚难利用理论统计数据或数学模型预测出重大拐点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历史数据提供指导。历史或许只是一门“软”社会科学,但是,若想从重大危机中吸取经验,我们就不能忽视历史(不仅限于现当代史)的价值。
另外,我们还需要具备全球视野。经济学家多仅研究本国经济史,这种做法简便易行而且在大多数本国国民看来较为重要。但是,单以一国的标准衡量,重大金融危机并不多见,我们只有把目光放远才能获得充分证据以解释危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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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普通人觉得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历史上重大危机的翻版,瑞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是对这种看法的拓展与概括。
自2007年危机开始以来,人们就在考虑当今形势是否同大萧条有相似之处。那场严重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之后,影响波及全球且持续超过十年之久,而股价大跌和房产缩水在本次危机前也曾出现。
无独有偶,人们还联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在股价和房价下跌后呈现的疲软态势。过去有人将那段时期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现在看来应该总结为广义的“失去的十年”现象。
这些历史模式能否预示将来?这值得考虑。当然,单就这两个案例还远不足以判断未来走势。
然而瑞哈特和罗格夫却是系统地研究了现代金融史上众多危机案例,如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之后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各国金融危机——1977年的西班牙、1981年的智利、1987年的挪威,1991年的芬兰和瑞典,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1998年的哥伦比亚,2001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
由此可见,研究涉及面远多于两个现代案例(尽管所涉多个案例发生时间相近,并非全无关联)。瑞哈特和罗格夫从中发现,例如,发达国家在后危机十年中,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中位数下降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中位数上升五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瑞哈特和罗格夫指出,一般而言,在后危机十年中债务水平和债务杠杆提高,进而刺激资产价格在长期内居高不下。危机前繁荣期中,人们认为当时形势与历史危机大有不同,因而任凭经济泡沫长时间膨胀——两位研究者称之为“这次不一样综合征”。
这看来是瑞哈特和罗格夫著作中提出的新式经济理论的源头,但此论点并不严谨。“这次不一样综合征”更接近心理学现象而非理性概念,因而该理论或许带有些行为经济学色彩。但是,运用这一理论尚不能令我们准确预测经济走势。
除此之外,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危机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不愿这样讲——讲了就难免符合他们所说的“综合征”——但是这次可能确有不同。因为现代史上的多次危机发生时,各国经济学家都在鼓吹基于“理性预期”的经济模式的价值。该模式强调市场经济应尽量自由运作,政府不应横加干预。
“理性预期”学说认为经济泡沫根本不会出现——因此泡沫一旦出现,也视而不见、任其膨胀。然而,这一学说已渐势微,目前政界和商界决策者经常警告注意经济泡沫并实际采取对策。所以,这次确实会有一些不同。
由此看来,由危机引起的疲软十年现象也就似乎与当前形势无关。当然,相反希望当今危机之后经济将转好的观点同样是不经之谈。
要是你打碎一片镜子,就会走上七年的霉运——这只是迷信。但是当你任由金融市场疯狂发展直至崩溃,你可能真的会经历数年的经济不振——这是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