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奥斯陆——已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曾经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存续性问题。”而今年夏天的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从加利福尼亚和瑞典的野火再到印度的洪水以及澳大利亚的旱灾——都彰显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且正如安南所理解的那样,解决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护经济乃至环境;它还意味着捍卫正义,维护人权和致力于实现社会团结。
四十多年来,这些价值观推动了我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在1980年代任挪威首相期间,我应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的邀请担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引发了全球总统,总理和财政部长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它促成了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并至今影响着全球讨论。
如今我则是作为“长者会”(The Elders)的成员写下这些文字,这个由纳尔逊·曼德拉创立组织聚集了一批独立领导人,致力于实现和平,正义和人权。而气候行动则是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减少而且被征税。化石燃料行业必须削减其补贴。还必须向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不发达国家——即便它们根本不是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提供财政支持。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采取这些步骤?除了几个令人遗憾且显而易见的例外,世界领导人们都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现实。他们目睹了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对家庭,基础设施和人民生计造成的破坏,并且他们听到气候科学家警告说情况只会恶化。
但是一个足够大胆的气候战略需要领导者的勇气和政治承诺。此外,必须不断更新这些战略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到对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更多认识——以确保能得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支持。
当然,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也有责任去协助实现有效的气候行动。世界面临的挑战似乎排山倒海,但其民众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参与。这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行为,包括通过投票,要求领导者采取更多行动,甚至挺身而出成为新的领导。
在他对人类勇气和怯懦的积极探究中,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他的散文剧《人民公敌》中写道:“一个社区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应随时准备好接过船舵。”随着我们这艘全球大船在暴风雨和危险的水域中颠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以适当和现实的方式展示自身领导力,无论是在当地社区,还是在国内或国际层面。
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指导自己走向安全境地的指南。联合国全部193个成员国在2015年同意签署的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所有相互关联的人类生活和发展因素,从健康,教育和环境再到和平、正义,安全和平等。
比如说,没有健康的全球人口就没有(可持续或其他方面的)发展。然而,正如我的老同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在最近一次印度之行中所目睹的那样,仅在该国就有数百万人常年因为医疗卫生费用而陷入贫困。
好消息是印度也展现出各邦和国家层面的创新改革如何改善了人们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渠道。尤其是德里辖区政府设立的Mohalla诊所——这些诊所都忠实于其名称(mohalla印地语中是社区或者邻居之意)——都免费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基础医疗服务——包括药品,诊断和咨询。
印度所面临的健康挑战在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等富裕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更多的创新,还需要德里社区诊所等现有解决方案的推广应用,这是基于认识到健康是一项公共产品,而有效的医疗保健系统都建立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同样的原则也影响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事实上,每个国家元首,每个政府和每个公民都有责任确保我们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目标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实现繁荣和安全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将本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同时将自身与邻国隔离开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解决气候危机——将要求我们去抵制那些试图维持现有不平等秩序的既定政治,商业和经济利益。 它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我们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同时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尽力发挥作用。
今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祝曼德拉诞辰一百周年。曼德拉是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人类发展是一项集体、全面的努力。他曾说“克服贫困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而是一种正义行为。”
让我们通过采取紧迫,协作且全面的行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沿着曼德拉的道路前进,去建立一个可以充满自豪地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
发自奥斯陆——已故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曾经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存续性问题。”而今年夏天的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从加利福尼亚和瑞典的野火再到印度的洪水以及澳大利亚的旱灾——都彰显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且正如安南所理解的那样,解决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护经济乃至环境;它还意味着捍卫正义,维护人权和致力于实现社会团结。
四十多年来,这些价值观推动了我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在1980年代任挪威首相期间,我应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的邀请担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引发了全球总统,总理和财政部长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它促成了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并至今影响着全球讨论。
如今我则是作为“长者会”(The Elders)的成员写下这些文字,这个由纳尔逊·曼德拉创立组织聚集了一批独立领导人,致力于实现和平,正义和人权。而气候行动则是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减少而且被征税。化石燃料行业必须削减其补贴。还必须向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不发达国家——即便它们根本不是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提供财政支持。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采取这些步骤?除了几个令人遗憾且显而易见的例外,世界领导人们都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现实。他们目睹了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对家庭,基础设施和人民生计造成的破坏,并且他们听到气候科学家警告说情况只会恶化。
但是一个足够大胆的气候战略需要领导者的勇气和政治承诺。此外,必须不断更新这些战略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到对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更多认识——以确保能得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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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也有责任去协助实现有效的气候行动。世界面临的挑战似乎排山倒海,但其民众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参与。这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行为,包括通过投票,要求领导者采取更多行动,甚至挺身而出成为新的领导。
在他对人类勇气和怯懦的积极探究中,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他的散文剧《人民公敌》中写道:“一个社区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应随时准备好接过船舵。”随着我们这艘全球大船在暴风雨和危险的水域中颠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以适当和现实的方式展示自身领导力,无论是在当地社区,还是在国内或国际层面。
我们已经有了可以指导自己走向安全境地的指南。联合国全部193个成员国在2015年同意签署的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所有相互关联的人类生活和发展因素,从健康,教育和环境再到和平、正义,安全和平等。
比如说,没有健康的全球人口就没有(可持续或其他方面的)发展。然而,正如我的老同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在最近一次印度之行中所目睹的那样,仅在该国就有数百万人常年因为医疗卫生费用而陷入贫困。
好消息是印度也展现出各邦和国家层面的创新改革如何改善了人们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渠道。尤其是德里辖区政府设立的Mohalla诊所——这些诊所都忠实于其名称(mohalla印地语中是社区或者邻居之意)——都免费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基础医疗服务——包括药品,诊断和咨询。
印度所面临的健康挑战在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等富裕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更多的创新,还需要德里社区诊所等现有解决方案的推广应用,这是基于认识到健康是一项公共产品,而有效的医疗保健系统都建立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同样的原则也影响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事实上,每个国家元首,每个政府和每个公民都有责任确保我们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目标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实现繁荣和安全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将本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同时将自身与邻国隔离开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解决气候危机——将要求我们去抵制那些试图维持现有不平等秩序的既定政治,商业和经济利益。 它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我们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同时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尽力发挥作用。
今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祝曼德拉诞辰一百周年。曼德拉是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富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人类发展是一项集体、全面的努力。他曾说“克服贫困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而是一种正义行为。”
让我们通过采取紧迫,协作且全面的行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沿着曼德拉的道路前进,去建立一个可以充满自豪地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