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责怪俄罗斯的灵魂了

纽约—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有趣文章中，乌克兰小说家、散文家兼诗人奥克萨娜·扎布日科指责西方读者不承认俄罗斯的野蛮行径。太多人，扎布日科认为，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的俄国作家表达了欧洲的人文主义价值观。那是他们对俄罗斯野蛮灵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扎布日科认为，俄罗斯文学代表了“一种人们只在水下呼吸的古老文化，并且对用肺而不是用腮呼吸的人充满了庸俗的仇恨。”只有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棱镜才能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只能用“纯粹、浓缩的邪恶以及长期压抑的仇恨和妒忌的爆发”来形容。

此类文化分析听上去相当过时。过去人们常用德国灵魂的疾患来解读第三帝国：“从路德到希特勒，”这篇论文认为，暗示在希特勒出生约350年前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就由路德播下了。但如今很少有人仍对德国历史抱有如此粗浅的看法。

1940年代，许多人更加深信不疑地将类似的想法应用于日本。由于日本不存在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或类似纳粹的政党，批评者将其20世纪的军国主义归咎于该国的文化。虽然人们可以将德国人从对种族主义的凶残崇拜中哄回到莫扎特和歌德的欧洲传统，但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点上日本有所不同。在那里，只有大规模再教育才能治愈与武士精神和“封建主义”相关的古老文化疾病。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针对上述所谓的疾病症状发布了禁令，其中包括歌舞伎演出、 剑侠剧乃至富士山的神圣形象。这激怒了许多日本人，但其中多数人因为战后生活已足够麻烦而无力反抗上述禁令，而且这些禁令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德日两国现在仍有身着战斗装备的右翼团体大摇大摆，但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也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很难在当今日本找到任何武士精神的痕迹，现代德国的种族野蛮主义也是一样。相反，这两个国家都相当和平，而德国对移民和难民比其他多数欧洲国家持更加欢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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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再教育奏效了。相反，它表明，文化分析总是被误导。毕竟，纳粹也读过歌德、听过莫扎特。而日本在亚洲的战争也不是看过太多武侠剧的结果。

即使是对世界历史的粗略调查也表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残暴政权和野蛮行为。瑞典人就曾在17世纪爆发的30年战争中犯下过某些最严重的暴行。

只要煽动者和独裁者利用其恐惧并触发其最古老的本能，就可以将高度文明的民众转变为野蛮人。当士兵入侵外国领土时，强奸、折磨和屠杀事件就时有发生。为恐吓敌人使之屈服，指挥官有时会积极鼓励这样的行径。有时，当军官团失控和纪律崩溃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日本和德国人清楚这一点，塞尔维亚人、韩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也清楚这一点。

诚然，某些国家的政治压迫史相比其他国家更为悠久。俄罗斯人在这方面并不走运。有人或许会说，从历任沙皇到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强大势力一直是实行压迫性统治的同谋。但如果声称普京的暴虐统治（或者说斯大林的）是俄罗斯文化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落入到与“从路德到希特勒”那些理论家们同样的陷阱中。正如战后德日两国所表明的那样，民族性格可以迅速改变，根本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盲目推定俄罗斯文化是普京侵略及乌克兰残酷战争的野蛮根源既危险而又错误。取消俄罗斯作曲家的演出、封杀俄罗斯的艺术家和网球运动员或者猛烈抨击俄罗斯文化都符合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意愿。

没有哪种文化，尤其是俄罗斯文化，是铁板一块。欧洲启蒙运动席卷圣彼得堡，当时许多俄罗斯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都到法国、德国和英国寻找灵感。此外，俄罗斯文化也有崇尚斯拉夫的一面，他们对西方充斥着怀疑和不满，这既是某种伟大浪漫和精神艺术的源泉，也助长了暴力偏执狂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这两种要素混合在一起的表现。

普京引导着这种偏执倾向。他希望所有俄国人都感觉傲慢、颓废、堕落的西方正在竭尽所能地统治他们并粉碎其骄傲的精神。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很容易被激起，但却并不属于俄罗斯所独有的受迫害情节。

纳粹和日本的二战宣传都沉浸在自怜中。普京版宣传依赖1941年德国对苏联恐怖入侵的惨痛记忆，同时，也有许多个性化因素融入其中。身为前克格勃官员，他认为苏联的灭亡是对其所坚持一切的侮辱。但尽管这样的想法会让他受宠若惊，但普京并不代表俄罗斯文化。

将乌克兰战争视为与普京政权及俄罗斯文化的冲突，同时将所有俄国人视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是送给克里姆林宫的一份丰厚的礼物。它导致普京继续让俄罗斯民众站在他那一边所需的受迫害情节进一步强化。此外，它还助长了盟军在战后德国和日本所误以为的最根本和不可改变的民族特征的那种态度。

我们必须避免再次犯下这样的错误。相反，我们应当颂扬俄罗斯在艺术、音乐、舞蹈和文学领域的杰作，同时，只谴责毒害自己生身之地的普京及其核心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