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战结束后，哈瓦那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叶，糖价飙涨和有利的全球环境意味着信贷和金融不断流入，助长了所谓的百万之舞。但就像大卫·鲁宾在其著作万亿之舞中所回忆的那样，舞会在年底到来前噶然而止，主要原因是美国加息，从而导致流动性重回美国。古巴的制糖业再也未能恢复。
随着美国对发展中国家非银行借款机构的贷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翻了超过一番——截止2017年底已达3.7万亿美元——古巴的经历应当向人们提出警告。但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复杂因素：那就是全球金融越来越不受华盛顿共识的控制，该共识鼓励透明度和遵守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相反，目前是一项不透明而充满偏见的“北京共识”在支配全球金融活动。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而且填补了西方债权人撤退所留下的空白，同时也成为全球新兴市场最主要的信贷供应国。上述借贷的条款如此模糊，以至于只有中国才掌握未偿还贷款的数量、到期日和相关成本，这些信息往往都出于政治或战略原因，仅仅在双边基础上予以公布。结果导致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难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但有理由认为，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超过45% 的低收入国家都接近爆发债务危机或者已经深陷其中。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指出中国选择参与其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都是那些全世界在财政上最不安全的国家。
各国无需接受像中国这样的主要贷款国的支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世界公共资产至少价值全球GDP的两倍还多。各国不应像今天绝大多数政府所做的那样忽视这些资产，而是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资产来创造价值。
多数政府拥有机场、港口、地铁系统和公共设施，不用说政府持有的房地产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例如，波士顿财务报表显示，该市净资产价值为负。但波士顿的地产总值实际几乎高达其账面价值的40倍，因为它们在财务报表中都是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记录。换言之，这座城市拥有规模巨大的隐形财富。
而且波士顿绝非独一无二。公共房地产往往占特定辖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相当于房地产市场总值的1/4。而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损失。
借助专业和独立于政治的管理，可以合理假设一个城市可以凭借其商业地产获得3%的收益率。这相当于比波士顿目前资本计划多很多倍的收入。事实上，对于许多城市而言，对公共资产进行职业管理可以每年产生比公司税更多的收入，从而大幅提高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额。
这种方法不仅已经在像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城市得到证明，这些城市在过去某个时点曾像今天发展中亚洲的许多城市一样穷，而且其富裕程度肯定赶不上过去的哈瓦那。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独立时，它根本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地方。事实上，今天多数城市的危险程度都不及当时的新加坡。
当时，鲜有人料到新加坡能继续生存，更不要说繁荣了。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早在1957年）常常被引述，可能让新加坡独立的想法在“政治、经济和地理方面十分荒谬。”
但部分多亏了其将资产组合纳入公共财富基金以释放其公共财富的非正统决策，新加坡已成功实现了繁荣。上述决策能让专业管理者对公共商业资产负责。
由政府组建的淡马锡和新加坡投资公司（GIC）一直在使用从私营部门借来的恰当的治理工具来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资助。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已经为当地近80%的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公共房屋。
同样，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促使哥本哈根的领导者发挥创造力，成立一家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公共财富基金，对城市旧港区，以及位于城郊一座曾经的兵营进行合并操作。除将城市港区转型为理想区域外，该基金还促使政府建立交通系统，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动用税收收入。
同样，香港敏锐地觉察到自身的财务缺陷，找到了一种方法来修建与纽约市同等规模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却没有使用相当于哪怕一美元的税收：它对临近车站的房地产进行了开发。
正如古巴曾经的痛苦体验所证明的那样，依靠外部资本无疑隐含着严重的风险，尤其当资本可以迅速逃离的时候。但利用现有的公共资产却可以强化政府财政、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提升信誉并对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线，而不需要等到爆发一场危机才这么做。
纽约——一战结束后，哈瓦那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叶，糖价飙涨和有利的全球环境意味着信贷和金融不断流入，助长了所谓的百万之舞。但就像大卫·鲁宾在其著作万亿之舞中所回忆的那样，舞会在年底到来前噶然而止，主要原因是美国加息，从而导致流动性重回美国。古巴的制糖业再也未能恢复。
随着美国对发展中国家非银行借款机构的贷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翻了超过一番——截止2017年底已达3.7万亿美元——古巴的经历应当向人们提出警告。但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复杂因素：那就是全球金融越来越不受华盛顿共识的控制，该共识鼓励透明度和遵守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相反，目前是一项不透明而充满偏见的“北京共识”在支配全球金融活动。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而且填补了西方债权人撤退所留下的空白，同时也成为全球新兴市场最主要的信贷供应国。上述借贷的条款如此模糊，以至于只有中国才掌握未偿还贷款的数量、到期日和相关成本，这些信息往往都出于政治或战略原因，仅仅在双边基础上予以公布。结果导致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难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但有理由认为，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超过45% 的低收入国家都接近爆发债务危机或者已经深陷其中。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指出中国选择参与其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都是那些全世界在财政上最不安全的国家。
各国无需接受像中国这样的主要贷款国的支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世界公共资产至少价值全球GDP的两倍还多。各国不应像今天绝大多数政府所做的那样忽视这些资产，而是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资产来创造价值。
多数政府拥有机场、港口、地铁系统和公共设施，不用说政府持有的房地产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例如，波士顿财务报表显示，该市净资产价值为负。但波士顿的地产总值实际几乎高达其账面价值的40倍，因为它们在财务报表中都是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记录。换言之，这座城市拥有规模巨大的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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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波士顿绝非独一无二。公共房地产往往占特定辖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相当于房地产市场总值的1/4。而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损失。
借助专业和独立于政治的管理，可以合理假设一个城市可以凭借其商业地产获得3%的收益率。这相当于比波士顿目前资本计划多很多倍的收入。事实上，对于许多城市而言，对公共资产进行职业管理可以每年产生比公司税更多的收入，从而大幅提高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额。
这种方法不仅已经在像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城市得到证明，这些城市在过去某个时点曾像今天发展中亚洲的许多城市一样穷，而且其富裕程度肯定赶不上过去的哈瓦那。值得一提的是，当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独立时，它根本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地方。事实上，今天多数城市的危险程度都不及当时的新加坡。
当时，鲜有人料到新加坡能继续生存，更不要说繁荣了。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早在1957年）常常被引述，可能让新加坡独立的想法在“政治、经济和地理方面十分荒谬。”
但部分多亏了其将资产组合纳入公共财富基金以释放其公共财富的非正统决策，新加坡已成功实现了繁荣。上述决策能让专业管理者对公共商业资产负责。
由政府组建的淡马锡和新加坡投资公司（GIC）一直在使用从私营部门借来的恰当的治理工具来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资助。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已经为当地近80%的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公共房屋。
同样，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促使哥本哈根的领导者发挥创造力，成立一家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公共财富基金，对城市旧港区，以及位于城郊一座曾经的兵营进行合并操作。除将城市港区转型为理想区域外，该基金还促使政府建立交通系统，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动用税收收入。
同样，香港敏锐地觉察到自身的财务缺陷，找到了一种方法来修建与纽约市同等规模的地铁和铁路系统，却没有使用相当于哪怕一美元的税收：它对临近车站的房地产进行了开发。
正如古巴曾经的痛苦体验所证明的那样，依靠外部资本无疑隐含着严重的风险，尤其当资本可以迅速逃离的时候。但利用现有的公共资产却可以强化政府财政、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提升信誉并对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线，而不需要等到爆发一场危机才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