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之后的核威慑

坎布里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了许多有关核威慑的问题。无论这场可能是长期战争的结果如何，它所引发的问题都不会消失。

1994年，为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乌克兰交出了其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但事实证明，上述保证一文不值，而且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它不在美国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范围之内。

那些已经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共和国情况又如何？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或者美国的亚洲盟友，是否真的受到美国延伸核威慑的保护？威慑可信的前提是核武器必须可用。但如果过于轻易地使用核武器，那么一次事故或者误判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

为达到有效平衡，我们必须思考核、常规和其他工具的适当组合，然后尽可能地削减核元素。例如，无论面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可能做出什么样的恰当反应，均不应包括老布什总统1991年从朝鲜半岛拆除的战术性核武器的重新部署。

同样，对日本而言，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取决于美军、而非核武器在那里的部署。通过共同承担日本军队所面临的弱点，美国建立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减少了盟友对被遗弃的担忧。尽管怀疑论者曾经指出驻柏林的小股美军不可能保卫这座城市免遭苏联攻击，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实际存在对建立威慑及和平结束冷战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曾经有段时间，美国也在欧洲部署了核炮；但由于指挥和控制存在风险，上述核装备后来被移除。）

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关于可用性方面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威慑效果取决于心理，而某些分析家认为可用武器的感知优势可以在危机期间产生影响。其他人，如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却认为核平衡的所有措施在成功得出上述结论的过程中都太过粗糙。相互确保毁灭是一种条件，而不是一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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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不需要很高的使用概率就可以建立生存威慑。尽管美国核武库仍具有压倒性优势，但约翰·肯尼迪总统面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微小的升级风险仍然感到畏缩。今天，小型精准化核武器变得极为易用，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视之为正常；但升级的危险依然存在，而某些军事目标位于城市附近意味着这种危险会是长期存在的。避免灾难更多取决于降低核战争的风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而非改变瞄准规则。

按照风险控制原则，我们可以彻底拒绝某些政策。例如，将核发射权下放给战场指挥官的“预警发射”协议或许可以增强威慑力，但也会提升非必要挑衅的危险程度。防御鹰派有时会忘记威慑取决于对手的心理，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

另一方面，防御鸽派摆脱可用性困局并安抚对手的建议可能会留下软弱的印象，从而诱使对手更愿意采取冒险倾向。鸽派核战略家有时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所制定的详尽战略完全脱离实际经验，而仅仅是基于考量。

作为鹰派和鸽派两者的中间派，防御猫头鹰派非常重视降低风险的操作。相比鹰派扳机的一触即发，和鸽派从不愿意把枪拔出枪套，猫头鹰派则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安全立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而且从长远看，我们应竭尽全力削减（虽然不是彻底消除）核武库。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所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今年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为1%，如果每年我们都成功将其减少到前一年的80%，那么所有时刻爆发核战争的累计概率将只有5%。”

核威慑对我们道德生活的心理影响将是另一个需要考量的重要长期后果。神学家保罗·拉姆奇曾将核威慑比作将婴儿绑在汽车的保险杠上，以期籍此来减缓交通速度，并减少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因为拉姆齐所述情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焦虑今天的人们无法感同身受。当然，焦虑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自满；相反，它证明了“正义威慑”（即正义战争理论的延伸）的合理性，以及对降低核危险的长期关注。

尽管预测长期变化的任何努力几乎一定会受挫，但我们仍然可以勾勒出未来情景可能的粗略轮廓，并同时随时准备接受意外的来临——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政治层面上。过去，精度方面的技术改进使削减核武器的产量和数量成为可能。 但随着针对指挥和控制系统网络攻击、对卫星的激光打击以及自动武器系统的兴起，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上述类型的风险是我们必须努力预测、理解和减少的。

政治也会发生变化。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对手逐渐发展出一套默契而明确的道路规则制度，因为各方都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今天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未来可能发生任何转变。在适应变化和意外的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思考我们的决定将对降低核战争风险的长期目标产生何种影响。